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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米铺里的学徒

    第六章 米铺里的学徒 (第1/3页)

    巴达维亚的雨季,雨水像一把永远也拧不干的抹布,整日整夜地往下滴水。

    张振勋在码头扛了四个月的包,身上新伤叠旧伤,肩膀上的茧厚得针都扎不透。可他扛包也比别人扛得快、扛得多。他干活从不偷懒,也不跟人争抢,该他干的活他干完,不该他干的活他看见了也顺手搭一把。码头上的人慢慢都知道了他——那个话不多、干活利索的客家后生。

    这天傍晚收了工,张振勋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啃馒头。天色暗下来了,码头的煤油灯一盏一盏地点亮,在海风中摇摇晃晃的,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歪歪扭扭的。

    没多久,馒头就啃完了,正要离开,又看到石阶边有堆打乱了的麻绳。张振勋想着容易绊脚,就走过去把绳堆搬到一边。刚挪开了些,脚下就踢到了个什么东西。

    他低头一看,是一只用黑漆涂过的木盒子,大约两个巴掌并起来那么大,棱角上镶着黄铜包边,上头还有一把精巧的小铜锁。盒子被雨水泡得湿漉漉的,锁孔里结了一层绿锈,但盒子本身的木料很好,入手沉甸甸的,不像是寻常人家用的东西。

    很快,旁边几个同扛包的就围了过来。一个黑瘦的闽南后生凑近了看,眼睛亮了:“哟,这盒子看着不赖。里头肯定有值钱东西!砸开看看?“

    “砸开分钱!“另一个起哄。

    张振勋把盒子翻来覆去看了看,锁扣得很紧,轻轻摇了一下,里面传出些轻微的碰撞声,听不出是什么。他把盒子揣进怀里,拍了拍:“丢盒子的人会回来找的。“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等着就是了。“张振勋继续把绳堆挪到一边,然后来拍了拍腿上的灰,“人家的东西,不能动。“

    那些人不罢休,围着他你一句我一句地撺掇,有人甚至从路边捡了块石头递过来。

    张振勋把石头接过来,掂了掂,然后轻轻放在地上,转身走了。身后传来一阵嘘声,他没回头。

    他把盒子带回住处——一间挤着十几个苦力的大通铺,月租两个铜板。他把盒子藏在枕头底下,每天出门前摸一下还在不在,回来再摸一下。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翻过他的铺位,他回来一看枕头被动过了,就知道,可盒子还在——锁没开,盒子也没被砸。

    那些人大概也掂量过了,这盒子上的黄铜包边和做工精细的锁,一看就不是普通货色,敢用这种东西的人,怕是不好惹,砸了说不定惹祸上身。

    就这么过了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里,张振勋在码头上来来回回地留心看,看有没有人像是在找东西。他问过码头的管事,问过附近摆摊的小贩,问过每天来收垃圾的老伯。所有人都摇头。

    第六十多天的时候,码头上来了个穿灰绸长衫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有点发福,戴着一副铜框眼镜,手里拿根竹杖,在码头管事处问了又问,象是在寻找什么。

    张振勋扛着一袋糖从旁边经过,看了那人一眼,脚步顿住了。他放下麻袋走过去,问:“先生,你是不是在找一个黑漆盒子?“

    那人猛地抬起头来,看着张振勋,随后,张振勋带回住处拿出盒子。那人眼睛落在盒子上,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他接过盒子,手指在盒面上轻轻摩挲着,把锁翻过来看了看——锁还是原样,没被撬过。他打开锁,掀开盒盖,里面是一对银镯子,上头刻着精细的花鸟纹,镯子内侧还刻了一行小字。

    那人看见镯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他转头看着张振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张振勋满身灰土,赤着脚,肩上还留着麻袋压出的红印子——然后拱了拱手:“后生,这盒子你捡了多久了?“

    “两个月多了。“

    “里头的东西你没动?“

    “锁都没开过。“

    中年人又看了他一会儿,目光在那双赤脚上停了一瞬。他的眼神有些复杂——先是惊讶,再是感叹,末了化成一点笑意,从眼角溢出来。

    “你叫什么?哪里人?“

    “张振勋。广东大埔的。“

    “大埔。“中年人点了点头,“好地方。我祖上也是嘉应州的,算半个同乡。“他把盒子收好,从袖子里摸出两块银元递过来,“拿着,这是谢礼。“

    张振勋摇了摇头:“物归原主是应该的,不用谢礼。“

    中年人递银元的手顿在半空中。他看了张振勋好一会儿,忽地把银元收了回去,笑了笑,说了句让张振勋意想不到的话:

    “那就不给钱了。你明天到我家店里来一趟。我姓温,在华人区开米店的,你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晌午,张振勋照着地址找到了那家米店。

    店在华人区最热闹的一条街上,门面不算大,但招牌做得气派——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头写着“温记粮行“四个大字,笔力遒劲。店门口摆着几只半人高的米缸,里头堆着白花花的大米、黄澄澄的豆子、还有一袋一袋的糯米、面粉。店里头飘着一股粮食特有的清香,干燥、温热,像太阳晒过的谷场。

    温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见张振勋来了,朝他招了招手。

    “进来。“他把算盘推到一边,让张振勋在柜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我店里缺个伙计。管吃管住,月钱两块。你来不来?“

    张振勋愣了一下。他在码头上扛包一个月挣不到一块半,累死累活的,还风吹日晒。月钱两块,还管吃管住——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先生,“他说,“我……我就个扛包的,店里的活怕做不好。“

    温老板扶了扶眼镜,看了他一眼:“扛包的活你都干得好,店里的事不比扛包难。再说——“他顿了顿,“捡了别人的东西能守两个月不打开,这份心性,别说扛包,干什么都差不了。“

    张振勋从凳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温老板鞠了一躬:“谢谢先生。“

    第二天他就搬进了温记粮行。住处是店里后面的一间小厢房,虽然窄,但干净,有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一扇朝东的窗。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正好从窗口照进来,铺在竹床上暖洋洋的。

    张振勋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搁,又摸了摸怀里的铜钱,然后把那枚雍正通宝放在枕头底下。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睡觉前先把铜钱摸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早上醒了再收进怀里。像一种仪式,提醒自己从哪里来。

    温老板姓温名良恭,福建诏安人,祖上几代在南洋经商,到他这一辈,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除了巴达维亚这家米店,在泗水还有一间分号,另外有几条船做沿海运输。他看上去不像个商人,倒像个体面的教书先生——戴铜框眼镜,穿灰绸长衫,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没有高声过。

    但他做起生意来,手底下又快又准,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账目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不差。张振勋跟着他,头一个月光是认米就学了二十多种——暹罗米、安南米、爪哇米、糯米、占城米、红米、黑米——每一种的产地、成色、市价、存放方法都不一样。

    张振勋白天在店里忙活,晚上回到小厢房里,点起油灯,把白天学的东西记下来。他没有纸,就捡店里的旧包货纸,裁成巴掌大的小片,用炭条在上面写。写的歪歪扭扭,可他记得住。

    他学东西快得很。温老板教一遍的账目,他第二遍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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