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巴达维亚的第一脚 (第1/3页)
船靠岸的时候，张振勋是第一个跳下跳板的。
他的脚踩在巴达维亚的土地上，脚底下传来的触感跟大埔的山路、汕头的石阶都不一样——这是一片松软的、带着余温的土地，像一块刚出炉的发糕。他弯下腰，用手掌按了按地面，然后直起身来，朝四周望去。
码头比他见过的汕头码头还要大十、百倍、热闹十倍、百倍，看不到的边际、数不尽的人。无数条栈桥像巨人的手指一样伸进海里，栈桥之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船——除了红头船，还有挂着英国旗的黑色铁甲船、荷兰人的三桅帆船、当地的窄长渔船，甚至有一艘船尾画着弯月的阿拉伯帆船。
码头上人头攒动，穿什么的都有：荷兰军官的白色制服、华人的长衫马褂、马来人的纱笼、印度人的缠头巾。货物堆积如山：一箱箱的茶叶、一袋袋的香料、一捆捆的橡胶、一笼笼嘶叫的鹦鹉，甚至还有大象..........
空气中弥漫着数百种气味——胡椒的辛辣、丁香的甜腻、咖啡的焦苦、海水的咸腥、还有某种潮湿的、带着花香的、热带的甜腐气。
张振勋深吸了一口这混杂的气味，觉得肺腑里像是被灌进了一锅乱炖。他紧了紧肩上的包裹，跟着同船的人流，朝码头外面走去。
陈伯在他身后下了船。老水手站在跳板尽头，把烟袋叼在嘴里，慢悠悠地对张振勋说：“后生，到了。我在这边有个老朋友，开杂货铺的，你要是不嫌弃，先去他那儿落脚。“
张振勋还没来得及答话，几个穿着短打的汉子就围了上来。领头的是个黑胖的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铜链，油光光的脸上堆着笑，可那笑容只堆在嘴皮子上，眼睛里半点笑意也没有。
“刚下船的吧？找活干？来来来，跟我走，我介绍个好去处。荷兰人的大橡胶园，包吃包住，月钱不少——“
陈伯把张振勋往后拉了半步，挡在他前面，朝那光头拱了拱手：“阿昆哥，这后生是我船上的人，我带他走的。“
那光头脸上的笑“唰“地收了。他上下打量了陈伯一眼，嘴角撇了撇：“陈伯，你老了，不管事了。这后生年轻力壮，跟着你去杂货铺搬箱子？屈才了。“他伸手就要来拽张振勋的胳膊。
张振勋侧身一闪，那光头的手抓了个空。光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哟，还是个滑头的。“他朝身后的几个汉子一使眼色，几个人围了上来，把张振勋和陈伯困在中间。
陈伯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叹了口气：“阿昆哥，给老朽一个面子。“
“你的面子值几个钱？“光头嗤笑了一声，一挥手，“带走。“
两个汉子上来架住了张振勋的胳膊。张振勋挣了一下，没能挣开。他回头看向陈伯，老水手站在人群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张振勋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深深的、被岁月磨平了的疲惫。
“陈伯——“张振勋喊了一声。
“后生，“陈伯的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记住我的话。三条。一条也别忘。“
张振勋被连推带拽地拖走了。他回过头，看着陈伯的身影在人潮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终于被完全吞没。
他甚至连一声正式的“再见“都没来得及说。
除了张振勋、黄阿福，船上还有几个年青力壮的被拉到一起，稀里糊涂的签下了五年的卖身契，就被“胖光头”那班人带到一群荷兰人跟前。
光头笑嘻嘻地和管事的那个荷兰人说了几句，荷兰人给了些钱他，就这样张振勋他们就被那群荷兰人“接”走了。
橡胶园在巴达维亚城南面，坐马车也要走两个时辰。
张振勋和另外二十来个“新货“被塞进两辆没有顶篷的牛车，像牲口一样被运了过去。路越走越偏，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茅草，从茅草变成了没有。大片大片的绿色植物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叶子肥厚、油亮，像一只只摊开的手掌。
那就是橡胶树。张振勋后来才知道，这漫山遍野的树是从巴西移植来的，每一棵树的汁液流出来，凝固了，就成了洋人做车轮、做鞋底、做各种各样新奇物件的“橡胶“。而他们这些从中国被运来的人，就是替洋人割这种树的“工具“。
橡胶园比张振勋想象的大得多。一眼望不到边的橡胶树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支沉默的军队。树林中间有一条土路，路尽头是一片低矮的木板棚屋，那就是“猪仔“们的住处。
管事的把他们从牛车上赶下来，像赶一群羊。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巴拿马草帽的荷兰人站在棚屋前面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根马鞭，也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站成一排。那荷兰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金发碧眼，皮肤白得不像话。可他的眼神很冷，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一眼望过去，能冻到骨头里。
一个戴瓜皮帽的华人翻译站在他旁边，朝他们喊：“彼得先生说了，每人每天割三百棵树，割不完不准吃饭。早上五点起来，晚上六点收工。谁想跑——“翻译指了指空地边上竖着的两根木桩，木桩之间挂着一副铁镣，“看见了？“
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但没有人敢出声。
张振勋站在人群里，攥紧了拳头。他的手掌上还裹着陈伯给的草药，经过这一路的折腾，药膏已经干裂了，手心一阵一阵地疼。可比起手心的疼，他胸口的那股闷气更让他难受——舅父欺负他，他认了，那是他没本事；可到了这南洋，什么都没干呢，先被人锁进园子里当牛马，还被迫签下了卖身契，他不服。
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每人发了一把弯刀、一只铁皮桶，被带进了橡胶树林。一个早来了半年的老“猪仔“给他们示范怎么割胶——在树皮上斜切一刀，切出一个V字形的口子，乳白色的树汁就从切口流出来，沿着一个导流的小铁片滴进桶里。一棵树割一刀，三刀一桶，一天三百棵树，就是一百桶。
张振勋弯着腰干了两个时辰，腰就酸得像要断掉。橡胶树的汁液粘在手上，又粘又腻，洗都洗不掉。他的手掌被弯刀柄磨出了新伤，旧伤加新伤，整只手血糊糊的。可他没停。他记得小时候在车轮坪村挑水浇田的日子，那时候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停过。山里的孩子别的不行，吃苦是吃惯了的。
晚上六点，铜钟敲了。所有人提着桶回到空地，翻译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张振勋的时候，他提着一百零二只桶——他在中间找了个空档，多割了七棵，又把其中五棵的树汁分给了隔壁那个实在割不完的老头。
翻译数完了，朝管事的点了点头。那叫彼得的荷兰人站在棚屋门口，冷冷地扫了人群一眼，挥了挥手，转身进了屋。
张振勋端着分到的一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就是一把糙米煮了一大锅水——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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