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米铺里的学徒 (第2/3页)
自己算；教一遍的进货流程，他第三遍就能独立操办。温老板有时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抬头看见张振勋正在麻利地给客人称米、收钱、找零，嘴里还夹着半生不熟的马来话跟客人打招呼，嘴角便不自觉地往上弯一弯。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米店仓库的保管员跑来找温老板，说仓底有一批从暹罗进的大米长了霉点。那是两个月前进的货，当时验过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霉了。温老板去看了看，皱了皱眉——那批米少说有两百担，要是全坏了，损失不小。
张振勋也跟去了。他蹲下来抓了一把米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看了看仓库的墙角，站起来说：“掌柜的，是墙角那边渗水了。这季雨水大，墙根返潮，米又堆得密，闷着就发了霉。只要把发霉的挑出来晒一晒，剩下的还能用。“
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进了仓库，把那两百担米一袋一袋地搬出来，把霉变的分开，好的摊在院子里晾。干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两百担米救回来了一百八十多担。霉变的那二十担，他单独收好。
又问清楚了是墙根渗水的问题，第二天就找了瓦匠来修墙。
温老板第二天清早起来，推开后门看见院子里铺了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在晾晒，又看见张振勋靠在墙根底下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筛完的米。
温老板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把张振勋叫醒了。
“往后你别干伙计的活了。你到账房里来。我教你记账。“
账房在店堂后面，一张八仙桌、一把椅子、两面墙的货架。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账簿，从温老板祖父那辈开始，近百年的账目都在这里。
温老板教他的第一件事是看账本。那些账簿全是手写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温老板翻开一本，指着上面的条目给他看：哪天进的什么货、多少担、单价几何、从谁手里进的、船运还是陆运、沿途的关税是多少——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记账。“温老板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手指点着纸面，“账目不清，就像人走路没有眼睛。你赚了赔了，心里没数，早晚要栽跟头。“
张振勋把这句话记在心上。他跟着温老板学记账，学算盘，学票据往来，学分寸厘毫之间怎么腾挪。温老板教得仔细，他学得更仔细。每晚回到小厢房，他还要把白天的功课重新誊一遍，用炭条在包货纸上写写算算，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他还在学话。米店的客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说闽南话的、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马来话的、有说荷兰话的。张振勋逮着机会就跟人搭话，一两句也好，三五个词也行。他把陈伯在船上教的那些底子捡起来，又添了许多新的。
有一天，他在街口的旧书摊上翻到了一本书。书很旧了，封面都快掉了，里头是荷兰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表，每一页左边是荷语词，右边是汉字注音和释义。书名叫《荷华词典》，出版年份已经看不清了，书页泛着均匀的茶色，边角被翻得毛了边。
摊主要了五个铜板。张振勋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摸出四个铜板来。他跟摊主商量了半天，最后把那件靛蓝褂子脱下来押给了摊主，说明天拿了钱来赎。
那天夜里，他坐在油灯底下，把词典从头翻到尾。有些词他在陈伯那里听过，像“Selamat pagi“、“Terima kasih“；有些词他完全陌生。他把那些生词一个一个地抄在包货纸上，拿炭条在旁边注上客家话的谐音。抄着抄着，天就亮了。
就这样，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夜色里，像一棵移栽到热带土壤里的树，把根须悄悄地、拼命地往深处扎。
他的世界里渐渐出现了两条线。
一条是向上的——账目、票据、信贷、仓储、税收、海贸。他学会了怎么看汇率的涨落，怎么在淡水河里用木船把米从码头运到店门口能省一半力，怎么跟荷兰人的税务官打交道，怎么在账面上把损耗控制到最低。温老板越来越放心地把事情交给他做，有时候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着张振勋里里外外地张罗，眼神里的赞许一天比一天浓。
另一条是向下的——或者说是沉的，沉的让他心里发紧。米店的隔壁是一家鸦片烟馆。那烟馆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里头永远烟雾腾腾的，透着一股焦甜腻的气味。
张振勋每天进出米店都要从那门前经过，有时候帘子掀开一角，他能看见里头的情形——一些华人同胞躺在竹榻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神涣散，嘴角挂着涎水，手里攥着烟枪，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行尸走肉。
有一天傍晚，他看见一个年轻人从烟馆里出来，那人看着不过二十来岁，可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软得像面条，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了街面上。张振勋上去扶他，那年轻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凹在眼眶里，浑浊得没有一丝光。他认出这张脸了，两个月前还是一条精壮汉子，在码头扛包的，跟他一起等过工。
“你……“张振勋张了张嘴。
那年轻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像被什么烫到了一样，挣开他的手，连滚带爬地消失在暮色里。
张振勋站在烟馆门口，看着那块脏兮兮的蓝布帘子，攥紧了拳头。温老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离那地方远点。“温老板的声音不大，但很沉，“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
张振勋转过身来，看着温老板。老掌柜在暮色里站得笔直，铜框眼镜片上反射着最后一缕天光，冷冷的，像两块薄冰。
“我知道。“张振勋说。
他把那晚记下来的烟馆门口的见闻，连同那些躺在竹榻上的面孔，一起收进了心里一个僻静的角落。那个角落很深，很深，像一口井。
井底有火。
温老板的大女儿叫温惠兰，二女儿叫温惠莲。
张振勋在店里干到第二年的时候，跟温家两姐妹熟了。温惠兰比张振勋大三岁，性子沉稳，帮着管账房里的杂务；温惠莲比他小一岁，活泼爱笑，常在后院里种些花花草草。姐妹俩的母亲早逝，温老板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家里没有男丁，店里的挑子迟早要交出去。
张振勋来了之后，温老板渐渐地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吃饭的时候让他上桌，出门谈生意的时候带着他，过年过节给他做新衣裳。张振勋心里清楚，这恩情，他这辈子都欠着。
同治二年，1863年的秋天，温老板把两个女儿叫到了堂屋里，又让人把张振勋也叫了进来。温老板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茶盏，喝了半盏茶，才开了口。
“阿勋，你来店里三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张振勋说。
温老板点了点头：“三年多，你把店里的活都学会了，账目你管得比我还清楚。我老了，两个女儿也没个兄弟帮衬。“他把茶盏放下，看着张振勋，目光沉沉，“我想把秀兰和秀莲都许配给你。“
张振勋愣住了。他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头微微蜷了一下。
“掌柜的，我……“他喉头动了动，“我家里有结发妻子。“
堂屋里安静了片刻。温惠兰坐在父亲旁边的杌子上，低头捻着衣角；温惠莲站在门边，两只手绞在背后，眼睛看着地面。温老板看着张振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就打听过了。大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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