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第1/3页)
到樟木头的第三天，钱花光了。
不是花光的，是省着省着就没了的。陈建军在广州火车站丢了那八十块钱之后，兜里只剩下买汽车票找零的两个钢镚——一毛六分钱。两个钢镚他攥了一路，从广州到樟木头的大巴上攥着，下了车还攥着，手心攥出汗来，钢镚都发烫了。“八十块啊……那可是娘攒了仨月的鸡蛋钱。”他对着大巴车的影子喃喃自语，声音发哑，眼底满是慌乱，“要是找不到阿强，我可咋回去？”那时候的广深公路还没完全修平，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成片的稻田和零星的砖瓦房，偶尔能看到路边搭着脚手架的小楼，车身上喷着“樟木头——深圳龙华”“东莞常平——广州芳村”的字样，载着满车和他一样背着蛇皮袋、眼神茫然又急切的年轻人，奔赴这片被称为“遍地是机会”的南方热土。他看着身边人脸上的憧憬，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在樟木头汽车站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前站了很久，盯着阿强写给他的那个号码，指腹一遍遍摩挲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心里反复盘算：“五毛钱，要是能打通，阿强就能来接我了，可我连五毛钱都没有……”打电话要五毛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的樟木头，还带着几分乡镇的粗糙，公用电话亭是铁皮做的，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旁边贴着“长途五毛/分钟，市话两毛”的红纸，老板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摇着蒲扇，警惕地盯着每一个驻足的人——那时候骗电话、偷电话卡的事屡见不鲜，像他这样穿着破烂、背着蛇皮袋的外来者，自然成了重点留意的对象。老板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开口：“要打就打，不打别挡着道，耽误我做生意！”陈建军脸一红，连忙低下头，攥紧了裤兜里的钢镚，低声嗫嚅：“我……我再想想。”他想了想，把两个钢镚塞回裤兜深处，拎起蛇皮袋，快步走进了樟木头的街道，身后还传来老板嘟囔的声音：“穷酸样，也配打电话。”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又酸又涩，却只能咬着牙往前走。
他以为到了樟木头就能找到阿强，但他不知道阿强在哪家玩具厂，不知道玩具厂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樟木头到底有多少家玩具厂。“阿强这浑小子，咋不把话说清楚！”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埋怨，可埋怨归埋怨，脚步却不敢停下，“不行，我得找到他，这是我唯一的指望了。”九十年代的东莞、樟木头，正是“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的时候，港台老板带着资金和技术涌进来，租一块地、搭几间厂房、拉上几条生产线，一家玩具厂、电子厂就开张了。那时候没有统一的工业区规划，厂房有的在街边，有的在巷子里，有的甚至是在民房里改造的，门口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靠熟人介绍才能找到门路。阿强的信上只写了“樟木头”，写了“到了给我打电话”，写了“这边遍地是工厂，来了就不怕没活干”。阿强没有告诉他，如果打不通电话怎么办，如果找不到人怎么办，如果钱丢了怎么办。
他在汽车站附近转了一整天。蛇皮袋扛在肩上，压得肩膀生疼，里面还有几件衣服和几块馊掉的烙饼。烙饼他舍不得扔，掰开闻了闻，酸味更重了，他皱着眉，把没馊的部分掰下来慢慢嚼着，心里默念：“省着点，再省着点，说不定明天就能找到工作了。”馊的部分包好继续带着，哪怕知道不能吃，也像是多了一份念想。那时候的樟木头街道，尘土飞扬，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路边的小摊挤得满满当当，卖炒粉的、卖盒饭的、修自行车的、收废品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工厂下班的哨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有些慌乱。路边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和治性病的小广告，风吹过来，纸片哗啦作响，有的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字迹模糊不清。他凑过去，眯着眼睛一张张看，手指划过“女工优先”“熟手优先”的字样，心里一点点凉下去：“我既不是女工，也不是熟手，这可咋整？”
樟木头的街道比他想象的要热闹。到处都是年轻人，操着各种口音，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广西的、贵州的，走路的、骑自行车的、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他们大多和陈建军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脸上带着青涩和疲惫，眼神里满是对工作的渴望——那时候，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想困在田埂上，听说南方的工厂能赚钱，能寄钱回家，便揣着几十块钱，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工厂的围墙刷得雪白，墙头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着，门口竖一块牌子，写着“某某电子厂”“某某玩具厂”“某某制衣厂”。牌子上有时候贴一张红纸，歪歪扭扭写着“招工”两个字，下面跟着“女工优先”。那时候的工厂，大多喜欢招女工，尤其是制衣厂、玩具厂，觉得女工手脚麻利、细心，男工除非是熟手或者有力气，否则很难被录用，这也是陈建军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陈建军在那些厂门口转了好几圈，想进去问问，可每次刚靠近，门口坐着的保安就会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目光落在他肩上的蛇皮袋上，落在他的脏球鞋上，落在他的脸上——那种眼神他后来很熟悉了，是看流浪狗的眼神。那时候的工厂保安，大多是本地人或者厂里的老员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却掌握着进厂的“生杀大权”，对外来务工者带着几分天然的优越感，尤其是对陈建军这样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更是懒得多废话。
“招满了。”保安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陈建军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问：“师傅，麻烦问一下，你们这儿还招男工吗？我能吃苦，什么活都能干。”
有的保安连话都不说，只是摇摇头，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仿佛在说“就你这样，也配进厂”。
他走了十几家厂，没有一家要他的。有的说要女的，有的说要熟手，有的说要有暂住证。他攥着衣角，小声问：“暂住证是什么？我没有，能办吗？”对方白了他一眼：“没暂住证还来招工？赶紧走，别在这碍事！”他没有暂住证，不知道暂住证是什么东西。后来一个湖南老乡看到他蹲在路边发愁，主动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看你这样子，是刚来的吧？”陈建军抬起头，眼里泛起一丝光亮，连忙点头：“大哥，我刚来，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暂住证，你能告诉我暂住证咋办吗？”
老乡叹了口气，说：“暂住证要去派出所办，要照相，要交钱，还要厂里出证明。”他顿了顿，看着陈建军失落的样子，又补充道：“你还没找到厂，办不了暂住证。没暂住证，又找不到厂，这就麻烦了。”
“那……那可怎么办？我身上一分钱都快没有了。”陈建军的声音带着哭腔，心里的绝望越来越浓。
“唉，难啊。”老乡摇摇头，“那时候的樟木头，治安队查暂住证查得很严，尤其是晚上，穿着制服的治安队员带着手电筒，在巷子、公园、桥洞这些外来者常落脚的地方巡逻，一旦查到没有暂住证的，就直接带走，要么让厂里来领，要么就遣送回老家。”他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你今晚可得找个隐蔽的地方落脚，别被查到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祝你好运。”
陈建军看着老乡离去的背影，嘴里反复念着“遣送回老家”，浑身发凉。他想，要是被遣送回去，他还有脸见爹娘吗？很多外来者因为没暂住证，白天不敢出门，只能躲在巷子里，晚上偷偷出来找吃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陈建军后来也体会过。
那天晚上，他在一个菜市场旁边的巷子里过夜。巷子尽头有一堆纸壳子，他把纸壳子摊开，铺在地上，蛇皮袋当枕头，躺下来。头顶上是一盏白炽灯，嗡嗡响着，蚊子在灯下飞成一团。那时候的菜市场，晚上收摊后一片狼藉，烂菜叶子、果皮扔得满地都是，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蚊子、苍蝇到处乱飞。不远处的工厂里，夜班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声音沉闷而持续，整夜都不停歇——那是九十年代樟木头最常见的声音，是工厂的心跳，也是无数外来务工者熬夜加班的见证。他睁着眼睛看那盏灯，看了很久，灯丝发红，像一颗快要熄灭的心脏。“娘，我好想你，我好后悔没听你的话，不该贸然来南方。”他对着灯光喃喃自语，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纸壳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摸了摸裤兜里的钢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一定要找到工作，哪怕再苦再累。
第二天，烙饼吃完了。两个钢镚还在。
他在一个早点摊前站了很久，看别人吃肠粉。肠粉冒着热气，浇了酱油和花生油，闻起来很香，他的肚子咕咕叫个不停，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老板看他站了半天，笑着问：“小伙子，吃点啥？肠粉五毛，白粥一毛，油条两毛。”
陈建军脸一红，攥着裤兜里的钢镚，低声说：“老板，我……我再看看。”说完，连忙走开了，身后传来老板疑惑的声音：“这小伙子，看着挺饿的，咋不买呢？”他找了个墙角蹲下，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心里骂自己没用：“陈建军，你真窝囊，连一碗粥都买不起。”那时候的早点摊，大多是流动的，推着一个小推车，在工厂门口或者菜市场旁边摆摊，卖肠粉、油条、白粥，价格便宜，几毛钱就能吃饱，是外来务工者最常吃的早餐。老板大多是本地人，说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虽然态度不算好，但偶尔也会对像陈建军这样可怜的人多几分善意。
他犹豫了很久，终于掏出那一毛钱钢镚，走到早点摊前，声音细若蚊蚋：“老板，来一碗白粥。”
老板接过钢镚，看了看他，没多说什么，给他盛了一碗白粥，还多舀了一勺咸菜，笑着说：“小伙子，看你挺不容易的，多吃点咸菜垫垫。”
陈建军鼻子一酸，连忙低下头，说了声“谢谢老板”，端起粥喝了个精光。粥是剩的，不太热，但很稠。他把咸菜也吃干净了，连碗底都舔了一遍，心里暖暖的，眼眶却湿了。“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么对我。”他在心里想，那时候的一毛钱，还能买到一碗白粥，能解一时的饥饿，对陈建军来说，那碗粥就是救命的东西。他看着早点摊前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穿着工服、匆匆忙忙的工人，他们手里拿着早餐，一边吃一边往工厂的方向走，脸上带着疲惫，却又透着一股韧劲——他们和陈建军一样，背井离乡，只为了能多赚点钱，能让家里的人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有一份工作，能寄钱回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第三天，钢镚还剩一个。
一分钱。什么都买不了。
他蹲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扔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却吸不到空气。“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他绝望地想，眼前开始发黑，浑身无力。路边的自行车穿梭不息，大多是二手的旧自行车，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车把上挂着饭盒、水壶，有的还载着工友，匆匆忙忙地赶路。偶尔有一辆摩托车驶过，引擎声很大，溅起一身尘土，骑车的人大多是工厂的管理人员或者小老板，穿着体面，和路边蹲着重的外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想去找那个湖南老乡，但昨天只是碰上的，不知道人家住哪里，不知道人家在哪个厂上班。他甚至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他想过给家里拍电报。拍电报要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电话还不普及，农村更是很少有家庭有电话，拍电报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按字数收费，一字千金，普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拍电报。他想到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站的样子，想到父亲微微驼着背走远的背影，想到秀兰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时偷偷抬眼的样子。“娘，对不起，我没本事，不能给你寄钱，还让你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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