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广州火车站被偷 (第1/3页)
绿皮火车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带钻了一整夜的隧道，耳朵里全是轰隆轰隆的回声，气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耳膜胀得生疼。陈建军没怎么睡，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座位上坐着，过道里站着，厕所门口蹲着，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空气浑浊得像被人反复嚼过的口香糖，烟味、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搅在一起，熏得人脑袋发昏。
他抱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母亲连夜烙的十张饼、一张皱巴巴的岳阳到广州的火车票——票价十七块八，硬座普快。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上面“洞庭氮肥厂”几个字还依稀可辨。他把袋子抱得很紧，像抱着什么值钱的宝贝。
其实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母亲临行前塞给他的八十块钱。十块一张的，崭新的，在枕头底下压了一整夜，叠得整整齐齐，用一块蓝布包着，塞在蛇皮袋最深处。母亲说，到了那边先别乱花，找到阿强再说。
火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到了广州站。九十年代的广州，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期，广州火车站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成了无数外来务工者、创业者、寻亲者的第一站，也成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既有梦想的起点，也有意外的陷阱，空气中除了湿热的咸腥，还飘着一股浮躁、混乱又充满生机的气息。
陈建军跟着人流从车厢里涌出来，脚踩上月台的一瞬间，腿有些发软——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腿肿了，脚胀得鞋都紧了一圈。他站在月台上愣了几秒钟，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天是灰白色的，比湖南的天更闷，空气里有一种他从未闻过的味道，咸腥、湿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发酵，混着远处飘来的柴油味、海鲜干货的腥气，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烟火气，那是南方大城市独有的味道，陌生又压抑。
广州火车站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建筑都大。灰扑扑的水泥外墙爬着些许污渍，候车楼的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看不清里面的模样，出站口像一张巨大的嘴，把人流吐出来，吐到站前广场上。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清一色的外来务工者模样，扛着蛇皮袋的、拎着编织袋的、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的，还有人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婴儿，人潮涌动，摩肩接踵，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各位旅客请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谨防扒窃”的广播，普通话说完说粤语，粤语说完说英语，三种语言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鸣。广场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招工的、租房的、办证的，还有用红油漆写的“专治疑难杂症”，被风吹得卷边，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透着一股杂乱的烟火气。
陈建军在人潮中站了一会儿，辨不清方向。他想起阿强信上写的：到了广州火车站，出站往右走，到省汽车站，买到樟木头的票。他默念了一遍，出站往右，省汽车站，樟木头。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没有清晰的指路牌，只有几个锈迹斑斑的指示牌，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要找到方向，只能跟着感觉走，或是一遍遍打听。
他把蛇皮袋往肩上挪了挪，开始往右走。
广场上到处是拉客的人，这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最显眼的景象——穿著花衬衫、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手里举着写着“东莞、深圳、惠州、中山”的硬纸板，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声音沙哑又急切；还有些中年女人，挎着布包，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凑上去问“去哪里啊？坐车不？便宜又快”，有人稍有犹豫，就会被死死拽住胳膊，硬拉着往路边的黑车走去。陈建军躲开几只伸过来的手，低着头往前走，他不敢和任何人对视，怕被缠上。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身上带着一股廉价香水味，问他去哪里，他摇了摇头，那妇女翻了个白眼，嘴里嘟囔着一句听不懂的粤语，转身就去缠下一个人。
出站口往右是一条窄马路，路面坑坑洼洼，铺着的沥青早已被来往的车辆磨得发亮，路边摆满了地摊，形成了一条杂乱的临时集市，这也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常态。卖水果的摊主推着破旧的木板车，上面摆着发蔫的香蕉、沾着泥土的橘子，吆喝声此起彼伏；卖盒饭的蹲在地上，一个铁桶架在煤炉上，里面的米饭冒着热气，菜是清一色的青菜和几块肥肉，五块钱一份，吸引着饥肠辘辘的旅客；卖假烟的把烟摆在报纸上，红塔山、阿诗玛，包装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却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买；卖地图的手里攥着一叠泛黄的广州地图，一块钱一张，嘴里喊着“广州地图，不迷路”；最扎眼的是卖“暂住证”的，几个瘦小的男人蹲在墙角，压低声音吆喝，手里拿着一叠印着模糊字迹的卡片——陈建军不知道那些暂住证是假的，只是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还能当街卖，他多看了两眼，一个瘦小的男人立刻凑上来，眼神警惕地问他“要不要办证？便宜，五十块一张，走到哪都能用”，他赶紧摇头走开，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
路边还有几个擦鞋的、修鞋的，蹲在树荫下，面前摆着一块木板，等着客人上门；偶尔有几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豁口的碗，在人群中穿梭，低声乞讨，有人随手丢一枚硬币，有人则不耐烦地挥手赶走。远处的墙角，还蹲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眼神游离地打量着过往的旅客，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猫，那是当时火车站周边常见的闲散人员，有人是无业游民，有人则是扒手，专门盯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看起来老实好欺负的外来者。
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省汽车站。省汽车站就在马路对面，和广州火车站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门口同样挤满了人，门口的柱子上贴着“严禁拉客、严禁倒卖车票”的标语，却没人遵守。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排队，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推搡、拥挤是常态，有人怕被插队，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嘴里还骂骂咧咧。陈建军挤进去，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他用力拽了一下，袋子撕开一道口子。他心头一紧，赶紧检查了一下——还好，撕的是侧面，东西没掉出来。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依旧自顾自地拥挤、吆喝，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挪到了窗口前。他把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早已没了耐心。
“到樟木头的票，一张。”
“十二块。”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蹲下身，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蓝布还在，他松了口气，解开布包，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折好，剩下的重新包好，塞回袋子深处。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女人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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