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第2/3页)
他在心里默念，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出来的时候，母亲塞给他一百块钱，反复叮嘱他“照顾好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早点回来”，他当时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一定能寄钱回家”，可现在，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回家。
就在那天下午，他碰上了阿强。
准确地说，不是碰上，是阿强找到了他。
陈建军蹲在路边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他面前停下来。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染成棕黄色，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副样子——左边一颗虎牙，右边一个酒窝。那时候的工厂工服，大多是蓝色或者灰色的，印着工厂的名字，质地粗糙，却很耐穿，是外来务工者最常见的穿着。很多年轻人进厂后，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染头发、穿喇叭裤，阿强也不例外，这是他融入这片土地的一种方式。
“建军！”
陈建军抬起头，愣了好几秒钟，才认出这是阿强。阿强比以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笑起来还是那么大声。他身上的工服沾着一些塑料碎屑，那是玩具厂注塑工常见的痕迹，手上也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是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划伤的。“阿强……是你？”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带着不敢置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积压了三天的委屈和绝望，在看到阿强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你怎么蹲这儿？”阿强蹲下来，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我给你那个号码你打了吗？我等了三天电话！你他妈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你！”
陈建军张了张嘴，喉咙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阿强看了看他脚边的蛇皮袋，看了看他身上的脏衣服，看了看他嘴唇上干裂的死皮，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他在樟木头待了半年，见过太多像陈建军这样的人，刚来的时候满怀希望，钱花光了，找不到工作，就蹲在路边，眼神空洞，有的甚至放弃了，转身回了老家，有的则硬扛着，运气好的能找到工作，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在街头流浪。“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阿强的语气软了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钱……钱丢了，”陈建军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带着哭腔，“在广州火车站，丢了八十块，我……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找了你三天，都没找到你，我以为……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强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伸出手，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哭啥哭，男人流血不流泪！”他拍了拍陈建军身上的尘土，语气坚定，“走，先吃饭，天大的事儿，吃饱了再说。”八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工厂普通工人半个月的生活费，阿强知道，陈建军这三天肯定受了不少苦。
陈建军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阿强，我没钱，我……”
“废话，我知道你没钱，”阿强笑着打断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有我呢，还能让你饿着？当初要不是你在老家帮我，我也来不了南方，这点忙，我还能不帮你？”
阿强带他去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两个菜——辣椒炒肉、炒青菜，两碗米饭。那时候的小饭馆，大多是夫妻店，店面很小，摆着几张破旧的桌子，墙上贴着菜单，价格便宜，味道却很地道，是外来务工者常去的地方。饭馆里坐满了人，大多是穿着工服的工人，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厂里的事，抱怨着加班多、工资低，却又盼着能多加班，多赚点钱。陈建军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碗米饭很快就吃完了，阿强连忙又给他盛了一碗：“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不够还有。”
陈建军吃了三碗，把盘底的油都蘸干净了。阿强没怎么吃，坐在对面看着他，偶尔笑一下，虎牙露出来。“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陈建军把第三碗饭咽下去，才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他放下筷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不起，阿强，我太饿了。”
“没事，饿了就多吃点，”阿强笑了笑，“我跟你说，我在一家叫‘永丰’的玩具厂上班，做注塑工，一个月底薪三百，加班另算，手脚快的话能拿到六百多。我在厂里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我跟拉长关系不错，可以介绍你进厂。”
陈建军眼睛一亮，连忙问：“真的吗？阿强，我真的能进厂吗？我什么都愿意干，再苦再累我都不怕！”他的声音里满是期待，心里的绝望瞬间被希望取代，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真的，骗你干啥？”阿强点点头，“不过，你得跟拉长说我是你表弟，就说以前在老家做过玩具，有经验。”
陈建军愣了一下，连忙摇头：“我没做过啊，万一被拉长看穿了怎么办？那我就没工作了。”他的语气里满是担忧，好不容易有了希望，他不想再失去。
“我知道你没做过，”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道，“你就说做过，进去了再学，很简单的，跟着老员工学几天就能上手。那时候的工厂都缺人，拉长不会细查的，放心吧。”那时候的工厂，招工大多不严格，尤其是缺人的时候，只要身体健康、能干活，稍微吹两句，就能进厂，至于有没有经验，拉长根本不会细查，进去之后跟着老员工学几天，就能上手操作简单的机器。
陈建军犹豫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好，我听你的，只要能进厂，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第二天，阿强带他去永丰玩具厂面试。所谓面试，就是拉长坐在车间门口的一张凳子上，看了看他的脸，看了看他的手，问了一句“多大了”。车间里机器轰隆作响，塑料的味道、机油的味道混在一起，呛得人难受，工人们穿着工服，低着头，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手指飞快地移动，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那时候的车间，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吊扇在头顶转动，夏天的时候，车间里像蒸笼一样，汗流浃背是常有的事，冬天则又冷又潮湿，但工人们只能硬扛着，为了工资，为了家里的人。
“二十一。”阿强替他说了。陈建军实际上才二十，但阿强说二十一比较稳当，招工喜欢要二十岁以上的。那时候的工厂，大多不招未成年人，虽然也有一些工厂会偷偷招，但一旦被查到，会被罚款，所以拉长一般会优先招二十岁以上的年轻人。
拉长点了点头，问他以前干过没有。
“干过，”陈建军深吸一口气，按照阿强教的话说，声音有些发颤，手心又出汗了，他紧紧攥着衣角，生怕被拉长看穿，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岳阳那边的玩具厂，干了半年。”
拉长又看了看他的手，手上没有老茧，但拉长没有细看。厂里缺人，缺得厉害，国庆节前要赶一批货，能喘气的都要。那时候的工厂，订单大多来自港台和国外，为了赶工期，经常会要求工人加班加点，甚至连节假日都不休息，只要能按时交货，老板不在乎多招几个人，也不在乎工人有没有经验。拉长从兜里掏出一张表格，让他填。“身份证带了没有？”
陈建军连忙从裤兜里掏出身份证，双手递过去，紧张地说：“带了，师傅，你看。”那张身份证是去年刚办的，上面的照片拍得很难看，眼睛眯着，嘴巴歪着，像刚被人打了一拳。九十年代初的身份证，还是塑封的，照片是黑白的，信息很简单，却成了外来务工者在南方立足的重要凭证，没有身份证，连工厂都进不了。拉长看了一眼，还给他，说：“明天上班。早上七点半，别迟到。迟到一次扣五块钱。”
就这么简单。
陈建军走出车间的时候，脚底下是飘的。他觉得不真实，伸手掐了自己一把，有疼痛感，才确定这不是梦。“我有工作了，我真的有工作了！”他在心里欢呼，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他在路边蹲了三天，饿了两天，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樟木头了，结果就这么简单——阿强一句话，拉长一个点头，他就有了工作。外面的阳光很刺眼，路边的招工启事还在随风飘动，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黑烟，自行车的铃铛声、工人的谈笑声、机器的轰隆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樟木头最鲜活的底色，也是九十年代深圳、东莞无数城镇的缩影。
后来他才知道，这不算什么“找到工作”。在樟木头，只要你不是残疾人，不是太老太小，只要你愿意加班，总有一家厂会要你。工厂像巨大的胃，每天吞进去几百个人，消化几个月，又吐出来，再吞进去新的。人在这里是消耗品，用完一批换一批，不贵，也不可惜。那时候的外来务工者，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熬着无数个深夜，只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只为了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能给家里寄去一点钱。
但那天他不知道这些。
那天他只知道，他有饭吃了，有地方住了，不会死了。
阿强把他带到宿舍。八人间，铁架床，上下铺，地上有烟头和瓜子壳。阿强的床位在下铺，靠窗，窗户外面是一堵墙，看不见天空，但比没有强。那时候的工厂宿舍，大多是这样简陋的条件，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衣服只能堆在床头，被子又薄又硬，晚上睡觉能听到隔壁床的呼噜声、磨牙声，还有窗外工厂机器的轰隆声。夏天的时候，宿舍里闷热不堪，蚊子成群，冬天则寒风刺骨，连暖气都没有，但对陈建军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奢侈了——至少，他不用再蹲在巷子里，不用再担心被治安队查暂住证，不用再饿肚子。阿强让他睡自己的床，自己睡上铺。
“别客气，”阿强从上铺探出头来，笑着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刚来的时候睡过桥洞，睡过公园，睡过人家的屋檐底下。被人赶过，被狗追过，被治安队的查过。”
“治安队？”陈建军心里一紧，想起了湖南老乡说的话，连忙问，“他们真的会抓人吗？抓了之后会怎么样？”
“查暂住证的，”阿强的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有暂住证就抓你。抓进去先关着，等你厂里来领人。厂里不领的话，就送你回老家。有的人没被送回去，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时候的治安队，权力很大，查暂住证的时候，态度粗暴，很多外来务工者都被他们查过，有的甚至被打骂过，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尽量躲着他们，出门的时候小心翼翼，把身份证和暂住证揣在兜里，生怕被查到。
“送到哪里？”陈建军的声音有些发抖，心里充满了恐惧。
阿强沉默了一下，说：“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你记得，出门把身份证带好。厂里会统一办暂住证的，办了就好。”他没有多说，也不想多说，那些被送走的人，大多再也没有消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敢深究，只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暂住证，就没有立足之地。
他从上铺伸下一只手，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别想太多。先把工做了，把饭吃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陈建军躺在下铺，枕着阿强给他的一个荞麦壳枕头，闻着枕头里荞麦壳散发出来的干燥气味。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管旁边，像一道干涸的河流。隔壁有人在放录音机，粤语歌，声音开得很大，歌词他听不懂，但旋律很好听。那时候的录音机，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娱乐工具，大家省吃俭用买一台录音机，闲暇的时候，放一首粤语歌，既能缓解工作的疲惫，也能感受一下城里的气息，张国荣、 Beyond 的歌，在当时的工厂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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