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跋涉千里 (第3/3页)
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的棉花直采合同。
会议结束后，陆建设跟刘长河单独坐了一会儿。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刘长河把搪瓷缸里的茶根倒进墙角的一个搪瓷盆里，那盆里已经积了半盆发黄的茶水，是刚才续杯时倒掉的陈茶。他说：“小陆，我给你讲实话。大家伙同意跟你签合同，不光是因为你的价格好、条款公道。还因为你这个人让他们觉得踏实。你说话不绕弯子，答不上来的问题就说答不上来，不糊弄人。这年头，不糊弄人的人太少了。”
陆建设点了点头，没有谦虚推辞，而是认真地接住了这份评价：“刘支书，我不糊弄人，是因为我被人糊弄过。我知道被人糊弄是什么滋味。所以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不答应。”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手势跟很多年前郑传福拍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不重，但很结实，像是一块砖头砌进了墙里。
接下来的七天，陆建设跟着刘长河跑了四个村子，走访了三十多户棉农，签下了四百亩棉田的供货意向。每到一个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去看棉花——看棉株的长势、看棉桃的炸开程度、看棉絮的颜色和纤维长度。他要确定这片地的棉花能不能满足陆记纱线的品质要求。看好棉花再谈价格，谈好价格再讲运输方式、结算周期、质量标准和违约责任。四百亩棉田的产量大概够陆记用一整年，他再也不用看马采购的脸色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有另一块石头升了上来——家里那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排得满满的订单，不知道建梅一个人能不能撑住。
返程的路上，他在长途汽车上靠着车窗睡了过去。车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他的头一次次磕在玻璃窗上，咚咚咚地响，但他没有醒，整个人像一捆被放倒的麦子，沉甸甸地靠在角落里。旁边座位换了好几拨人，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沟村，远远看见自家车间门口堆满了棉花包，雪白的棉花码得像一座小山。建梅站在车间门口跟他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机器太响了，他听不见。他拼命往前走，但腿像陷在泥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快。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棉田、麦茬地、远处的村庄，全部笼罩在同一片柔和的光里。陆建设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掏出水壶灌了一口凉水，然后就着凉水啃了半张干硬的杂面饼。饼是四天前他娘烙的，已经硬得像鞋底了，但嚼在嘴里有一股焦香的面味儿，那味道让他想起家里的灶台、煤油灯和他娘在灯下剥玉米的样子。
他算了算，出来九天了。再有一天就能到家。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叠签了手印的合同，纸张的边缘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又摸了摸那块“陆记”木板，木板还在，硌在肋骨上，跟他刚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把木板攥紧，靠在座位上，重新闭上了眼。这次他没再睡着，只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一件事：回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机生产，而是把那份跟姜有田、刘长河签的合同供在车间墙上的镜框里。那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他自己看的——提醒自己，有一条路，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