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跋涉千里 (第2/3页)
的颜色也从黄土变成了黑土。麦子已经收过了，田里剩下一茬茬麦秸，远远看去像是大地长了一层金黄色的胡茬。偶尔能看见一片棉田，棉株半人高，枝叶已经开始枯黄，棉桃炸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在秋天的阳光下白得晃眼。陆建设每看到一片棉田就把脸贴在玻璃上多看几眼，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他在省城汽车站过了一夜。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排硬木长椅，椅面上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发亮。陆建设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把蛇皮袋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外套盖在身上当被子，蜷着身子睡了半宿。半夜候车室里冷得厉害，穿堂风从大门的缝隙里灌进来，把他冻醒了两次。第二次冻醒的时候他干脆不睡了，坐到候车室外面的大台阶上，看着省城的夜空抽烟。省城的天空比柳沟村的亮——不是星星亮，是地面上的灯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层洗不掉的铁锈。他想，深圳的夜空也是这个颜色，甚至更亮。但深圳的亮让人兴奋，省城的亮让人觉得自己渺小。
第二天一早，他坐了最早一班往冀南去的汽车。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有棉区的模样了——成片成片的棉田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棉株在秋天的阳光下炸开一团团白色的棉絮，远看像大地上铺了一层薄雪。有些地块已经收完了棉花，棉秆被拔起来捆成捆堆在地头上，晒干之后当柴烧；有的地块棉农正在地里采摘，男男女女弯着腰在棉田里缓缓移动，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像一只只在田野里觅食的蜗牛。陆建设盯着那些采棉人看了很久，在心里默默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能采多少斤籽棉？一棵棉株能炸几个桃？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是多少？这些数字他在师父的笔记里见过，但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
中午的时候，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陆建设下了车，四处看了看。这个镇比红石镇大，街道两边全是两层或三层的砖楼，有几栋还贴了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街上跑着好几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的排气声此起彼伏。镇中心有一个集市，卖农具的、卖化肥的、卖日用百货的挤成一团，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但陆建设不是来逛集市的。他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五毛钱一晚，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的隔间。墙壁是用三合板隔的，薄得像纸，隔壁有人咳嗽他听得一清二楚，连痰在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的声音都听得见。床单是白的，但洗得发灰了，上面有几个洗不掉的黄渍。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还有上一个房客留下的烟头。陆建设把窗户打开通气，把蛇皮袋放在床底下，揣上钱和意向书，出了门。
他的计划是先摸清这个镇的棉花行情。他在集市上转了一圈，找到了几个卖棉花的摊位。棉花是用麻袋装的，一袋大概百来斤，麻袋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买棉花的人把手伸进麻袋里抓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看颜色、看纤维长度、看有没有杂质。看好了就开始讨价还价，有的为了五厘钱争得面红耳赤。陆建设站在旁边看了半个时辰，把价格摸了个大概——籽棉收价在三角五到四角一斤之间，皮棉在八角到一块之间，比县城物资站的价格便宜了一角多。
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在集市上卖棉花的，大部分不是棉农自己，而是棉贩子。他们从棉农手里收了棉花，再运到集市上加价卖给买主，赚的是中间的差价。陆建设试着跟几个棉贩子搭话，问他们能不能大量供货、能不能签长期合同。棉贩子们对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毕竟是个潜在的大客户——但一谈到具体条款就开始含糊其词。
“你每个月要多少？几百斤的话我可以帮你收，但价钱不能固定，随行就市。今年棉花收成好，价格还算稳，但谁知道明年什么行情呢？签长期合同我可不敢。”
陆建设明白了。这些棉贩子做的是短线生意，今年有今年的价，明年有明年的价，要他们承诺长期稳定供货几乎不可能。他们自己都是从棉农手里收的，棉农卖不卖、卖多少、什么价卖，他们说了不算。中间多一层贩子，就多一层不确定。
他要找的不是棉贩子。他要找的是棉农——直接种棉花的人。
第二天一早，陆建设不再在镇上转悠了。他背上面口袋，沿着土路往周边的村子走。六月底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土路上的浮土烫脚，空气里全是干燥的尘土味。路两边全是棉田，有已经采摘过一轮的、正在等待第二轮采摘的，也有还在开花结桃的晚熟品种。他看见前面一片棉田里有几个人在弯腰劳作，便走上前去。
那是一块不大的棉田，大概三四亩的样子，棉株长得齐腰高，枝叶繁茂，棉桃炸得很足，白花花的棉絮在阳光下半透明地发着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正蹲在田埂上抽烟，旁边有两个妇女——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出头——弯着腰在棉株间缓缓移动，腰上各系着一个大布袋子，采下来的棉花往袋子里装。她们的动作很熟练，手指在棉桃和布袋之间来回翻飞，像是在弹一架只有她们自己能听见的琴。
“叔，打扰一下。”陆建设站在田埂上，朝老汉点了点头。
老汉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黧黑的脸，深深的抬头纹，嘴角叼着烟袋，眼睛不大但挺有神。他上下打量了陆建设一遍——外地口音，脸生，穿着不像本地人，但也不算洋气，看着是个干活的人。他心里大致有了判断，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往鞋底上磕了两下，说：“你是收棉的？”
“对。”
“哪儿的？”
“西边山里的，红石县那边。自己办了个小纺织作坊，想找稳定的棉花来源。”
老汉又看了他一眼。“小作坊？要多少棉花？”
“一个月三千斤皮棉起步。以后还会更多。”
三千斤不是小数目。老汉的表情变了变。他重新审视了一下面前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黑瘦，嘴唇干得起皮，鞋上全是土，像是走了不少路。他说话不卑不亢，开口就要三千斤，不像那些信口开河的二道贩子。老汉把烟袋别回腰上，朝棉田里喊了一声：“歇一歇，都上来！”
两个女人直起腰，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慢慢走上田埂。老汉指了指陆建设，跟她们说：“这后生收棉的，一个月要三千斤。”年长的妇女看了陆建设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警惕。年轻的姑娘没看陆建设，低着头拿水壶喝水，喝完又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姓姜，姜有田。”老汉说，“这片棉田就是我种的。你有什么话，说吧。”
陆建设没有急着谈价格。他在田埂上蹲下来，跟姜有田面对面，先问了一堆种棉花的细节——种的是什么品种、一亩地产多少斤籽棉、皮棉出率是多少、今年霜期什么时候来、收成受没受影响。这些问题是他从师父笔记里学的，也有的是来的路上在长途汽车上听邻座的人聊天记住的。姜有田一一作答，越答越来劲——这些东西平时没人问，棉贩子来了就问“什么价”，根本不关心棉花怎么种的、长得好不好。
“你这棉花品种不错，”陆建设伸手从旁边一棵棉株上摘了一朵棉絮，放在手心里，三指一捻，“纤维长，弹性好，杂质少。二十一支经线用的纱，这个棉应该没问题。”
姜有田的眉毛挑了一下。他种了二十年棉花，跟无数棉贩子打过交道，但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什么“二十一支经线”。他的棉花最后拿去纺了多少支的纱，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眼前这个年轻后生说的是纺织术语，他在用下游生产者的眼光评价上游原料的品质。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用棉人，不是倒手的贩子。
“你懂纺织？”姜有田问。
“我在南边学过几年。现在自己开作坊，四台织布机，一个月出两百匹布。”
姜有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那层戒备松动了一点。他不怕买主挑剔，就怕买主不懂。挑剔说明买主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跟这样的人做生意，价格谈得拢，品质有保障。不懂的买主才麻烦——不是嫌贵就是嫌孬，又给不了具体标准，最后生意做不成还落一肚子气。
“小陆兄弟，你从哪儿来？”姜有田换了个称呼，语气比刚才亲近了几分。
“红石县，柳沟村。坐了两天车。”
“两天车来我们这收棉？”姜有田有些惊讶，“你们那边没有棉花？”
“有。但中间商太多，价格贵，还不稳定。”陆建设直视着姜有田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所以我想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种棉花的人手里进货。价格可以比棉贩子的收购价高一点，让你们多挣一些；但同时比我从物资站进的价格低一点，让我也省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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