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并肩作战 （2）艰难对峙 (第1/3页)
战事进入7月以来，密支那像天漏了一样，倾盆大雨基本少有停歇的时候。
天空不再是天空，而是一块被捅穿了无数个窟窿的铁板，雨水从那些窟窿里倾泻而下，仿佛要把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都倒在这座小城头上。密支那的街道变成了河道，河道变成了沼泽，沼泽又变成了吞噬生命的泥潭。雨水冲刷着战壕里的血水，将泥土泡成暗红色的稀粥，尸体在泥水中肿胀、漂浮，然后被雨水冲进伊洛瓦底江的支流，向下游漂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恶臭——腐肉、霉变的米饭、****、粪便和雨季特有的瘴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粘稠的、几乎可以用手抓住的味觉实体，让每一个吸入它的人都感到胃部痉挛。
中美联军的推进依然非常艰难，只能跟日军保持胶着状态。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甚至每一堵残墙后面，都可能藏着日军的火力点。双方的距离有时候近到可以听见对方的咳嗽声，可以闻到对方煮饭的味道——如果那还能叫饭的话。美军士兵把他们的口粮称为“垃圾“，而中国士兵的糙米里已经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恶劣潮闷的天气让食物发霉，前线士兵经常饱一顿饿一顿。痢疾和疟疾像幽灵一样在战壕里游荡，每天都有人因高烧而倒下，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那些医院的帐篷里挤满了伤员，手术台上永远有做不完的截肢手术——不是因为弹片，而是因为坏疽。医生们没有足够吗啡，伤员们咬着木棍，汗水和泪水在脸上汇成小溪。
更糟的是军心。美方前两任指挥官——麦凯布和柏特诺——与中方官兵关系都处不好。麦凯布的傲慢和柏特诺的愚蠢，像两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割蚀着中美联军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美军士兵抱怨中国士兵“只会挖洞“，中国士兵则咒骂美军“只会躲在后面开炮“。军心开始浮躁，怨气在战壕里像沼气一样积聚，随时可能爆炸。
直到郑洞国受命带着幕僚们飞到密支那后，凭借他的威望才稳定住人心。
郑洞国抵达西机场的那天，也是一个暴雨天。他的C-47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时，轮胎溅起的水花高达数米。他走下舷梯，没有打伞，任由雨水浇透他的军装。他身材中等，面容清癯，两鬓已经斑白，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他是中国驻印军的副总指挥，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老将，是在长城抗战中流过血的军人。他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入动荡的水面，让那些躁动的涟漪渐渐平息。
杨希真站在人群中，看着郑洞国与韦瑟尔斯握手。那个画面很有意思——一个中国中将，一个美国准将，在暴雨中相视而立，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然后同时转向地图。那一刻，杨希真感到某种东西在悄然改变。
杨希真偶尔随同布林德参加到指挥层的军事会议中，发现接替柏特诺的韦瑟尔斯相对更低调务实，可靠得多。韦瑟尔斯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材魁梧，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州口音。与柏特诺那种在地图前指手画脚的做派不同，韦瑟尔斯更喜欢到前线去。他的军服上总是沾着泥点，靴子上永远有新鲜的血迹——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在战壕里摔跤蹭破的。
韦瑟尔斯清楚自己实战经验不足。他在西点军校教了多年战术，但真正指挥这种残酷的巷战还是头一遭。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在美国军官中极为罕见的姿态：谦逊。一方面，他常到前线巡视掌握状况，与中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学会了用蹩脚的中文说“挖战壕“和“手榴弹“；另一方面，他认真听取中方各级将领的合理化建议，不再盲目进攻。
在指挥方面，韦瑟尔斯充分尊重郑洞国，不时虚心请教，等于把调度中美联军的指挥权实际交给了郑洞国。这种“让权“在美军将领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韦瑟尔斯做得自然而又诚恳。他知道，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些用血肉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人面前，军衔和国籍都不如胜利重要。
郑洞国同样深知自己任务艰巨。国内战事一塌糊涂，河南丢了，长沙丢了，衡阳正在血战。前线武器弹药急缺，国内战场几近休克，唯有尽快打通密支那，才能让驼峰航线的运力翻倍，才能给国内战场紧急输血。他肩上扛着的，不只是密支那的几条街道，而是整个中国战区的生命线。
蒋中正先是让他在7月7日抗战爆发七周年之际，再次发动一次全面进攻。这命令不得不遵从——那是委员长亲自拟电，语气斩钉截铁，说这是“政治攻势“，是“向盟邦彰显中国军人之决心“。但郑洞国也清楚，没有找到日军阵地的薄弱处予以突破，很多牺牲都是无谓的。在7月7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里，用士兵的生命去满足领袖的政治表演，这是一种他熟悉却又深恶痛绝的荒诞。
因此，7月7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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