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绝望与希望 (第3/3页)
，刻律德拉在汉口码头遇到了最难忘的一幕。
她负责护送一批孤儿院的孩子上船——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民用船只。二十多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只有三岁，在老师带领下匆匆赶往码头。
突然，空袭警报凄厉响起。日军飞机出现在天际，向码头俯冲。
“卧倒！”刻律德拉大喊。
但孩子们吓坏了，有的站在原地哭，有的四处乱跑。刻律德拉来不及多想，冲向最近的一个小女孩，将她扑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她。几乎同时，爆炸在附近响起，弹片和碎石如雨点般落下。
刻律德拉感到背部一阵剧痛，温热的液体顺着脊背流下。但她没有动，紧紧护住身下的孩子。爆炸声持续了几分钟，仿佛有几个世纪那么长。
空袭结束后，刻律德拉咬牙站起来，检查孩子们的情况。她护住的女孩只有轻微擦伤，其他孩子也在老师保护下基本无恙。但她自己背部被弹片划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染红了外套。
“你受伤了！”老师惊呼。
“不要紧。”刻律德拉撕下衬衫下摆，草草包扎伤口，“快上船，第二波空袭可能马上就来。”
她忍着剧痛，帮助所有孩子登上最后一艘撤离船。船缓缓离开码头时，她终于支撑不住，瘫坐在甲板上。
一个军医赶来为她处理伤口。弹片嵌得不深，但伤口很长，需要缝合。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刻律德拉咬着一块木头，让军医完成了手术。
“你很坚强。”军医缝合后说。
刻律德拉虚弱地笑了笑：“在西班牙习惯了。”
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武汉在身后渐行渐远。10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撤离武汉。刻律德拉在船上听到了广播。
船上的气氛复杂——有撤离的庆幸，也有失土的悲伤，更有对未来的迷茫。刻律德拉靠坐在船舱里，看着两岸掠过的山水，思考着自己的下一步。
她听到周围人的讨论：
“去重庆，政府在那里，继续抗日。”
“去香港，那里安全，可以做海外宣传工作。”
“去延安，那里是希望所在。”
刻律德拉心中一动。延安，这个名字最近频繁出现。她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知道那里有一支不一样的军队，一个不一样的政党。在武汉，她见过一些从延安来的人——不是官员，是文艺工作者、学生、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同的气质：更朴素，更乐观，更坚定。
“去延安，她要看看这充满希望的地方。”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
她拿出日记本，就着船舱昏暗的灯光写道：
“1938年10月26日，长江上。
我们从武汉撤离了。我的背部在空袭中受伤，但无大碍。保护了几个孩子，值得。
回想这四个月：
从1938年6月日军突破豫东防线（黄河决堤未能有效阻止），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放弃武汉。武汉保卫战进行了四个月，由第五和第九两个战区负责。
这场大战既有安庆的不战而退（川军杨森部），马当要塞的玩忽职守（李韫珩、薛蔚英），也有南浔铁路的殊死抵抗（庐山、万家岭）和万家岭围歼大量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
这场大战总体上中规中矩——毕竟战略目的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政府机构和工业内迁赢得时间。这个目的基本达到：重庆已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西南大后方初步建立。
但问题依然存在：指挥体系混乱，派系斗争消耗战力，军事官僚腐败无能。这些问题不解决，抗战难言胜利。
在武汉，我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不再是被动挨打的中国，而是主动抵抗的中国；不再是绝望的中国，而是有韧性的中国。
我也看到了不同的选择：重庆（坚持抗战但官僚化）、香港（安全但可能沦为旁观）、延安（传说中的希望之地）。
听很多人说延安代表希望。那些去过的人——记者、作家、学生——的描述让我好奇。那里是否真的有不一样的军队、不一样的政府、不一样的抗战方式？
我决定去一趟，亲眼看看这‘希望’。
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养好伤，整理这段时间的记录，思考接下来的路线。
船在夜色中航行，前方是宜昌，然后是三峡，最后是重庆。但我不会在重庆久留。
世界仍在燃烧，但我寻找的不再只是战争的记录，而是战争中的新可能。
也许在延安，我能找到答案。”
写完日记，刻律德拉合上本子，望向窗外。长江在夜色中如黑色缎带，两岸山影如黛。船逆流而上，发动机声单调而坚定。
她想起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友们，想起阮文忠、朱塞佩、路易吉。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还在各自的战场上坚持反法西斯斗争？
她又想起南京安全区的那些人：拉贝、魏特琳、山田医生、汉斯。他们有的还在南京，有的已离开。那段地狱般的日子已成为她灵魂中无法抹去的烙印。
而现在，她要去寻找新的战场，新的希望。
船在长江上航行，驶向黑暗中的某一处光。刻律德拉不知道那光是否真实存在，但她决定相信——不是盲目地相信，而是用记者的眼睛去看，用战士的心去感受，用人的良知去判断。
在这个燃烧的世界里，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在废墟中开出的花朵，在黑暗中点燃的火把，在绝望中坚持的信念。
她闭上眼，让疲惫的身体休息，但思绪仍在运转，如长江之水，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