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绝望与希望 (第2/3页)
你这么认为？”
“万家岭。”刻律德拉指着地图，“日军第106师团轻敌冒进，地形对防守方有利。如果指挥得当，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刘中校沉默片刻：“你和我们司令长官想得一样。他正在调集部队，准备在万家岭吃掉106师团。”
采访许可很快被批准。刻律德拉没有耽搁，立刻前往鄱阳湖前线。
鄱阳湖地区的景象让刻律德拉想起了西班牙的某些战场——不是地形相似，而是那种临战前的紧张与忙碌。中国军队在湖边构筑工事，炮兵阵地隐蔽在树林中，士兵们疲惫但仍在坚持。
她采访了几支部队。第74军的一个连长——姓王，江西人，脸上有新鲜的伤疤——说：“我们在庐山上守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攻不上来。现在调到这里，还是那句话：鬼子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另一个老兵——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役的老兵，手臂用绷带吊着——说得更直接：“武汉不能丢。丢了武汉，中国就真没地方退了。重庆太远，山区太多，工厂搬不过去。”
刻律德拉问他怕不怕。
老兵笑了，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怕？怕就不当兵了。但说实话，比起怕死，我更怕输。输了，子孙后代都得当亡国奴。”
这些采访让刻律德拉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上海和南京，她看到的多是溃败和绝望；但在武汉外围，她看到的是韧性和决心。这不只是政府宣传的结果，而是普通士兵和民众自发的抵抗意志。
然而，她也看到了问题。
在前往马当要塞的路上，刻律德拉遇到了一个让她忧心忡忡的场景：要塞守军正在举行“结业典礼”——某个军官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各级军官受邀参加，大摆宴席。
刻律德拉找到要塞指挥官李韫珩，提醒他：“日军很可能趁此机会发动进攻。前线指挥官集体离开岗位，这是兵家大忌。”
李韫珩不以为然：“日本人在休整，不会这么快进攻。而且我们有完善的防御体系，马当要塞固若金汤。”
“没有哪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刻律德拉严肃地说，“而且防御的关键是人。如果指挥官不在，士兵没有指挥，再坚固的工事也没用。”
她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李韫珩甚至邀请她参加宴会，被她拒绝。
三天后，刻律德拉的预感成真。日军波田支队趁夜突袭，马当要塞守军因指挥官缺席、指挥混乱而迅速溃败。这个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至少能守一个月”的要塞，一周内失守。
刻律德拉在报道中如实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稿件被审查部门扣下——“影响士气”。她只能在日记里写道：
“1938年7月初，马当要塞失守。我在战前提出警告，但无人理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军事官僚体系的僵化和腐败，是比敌人炮火更可怕的威胁。”
随着战事推进，刻律德拉的注意力转向万家岭。
8月底，日军第106师团果然如她所料，孤军深入至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的第1兵团迅速调动，将日军包围。
刻律德拉申请前往万家岭前线，但被拒绝——战斗太过激烈，不允许记者靠近。她只能在武汉通过战报和前线返回的伤员了解情况。
9月底到10月初，捷报频传：
“我军在万家岭击溃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歼敌千余……”
“日军空中投送军官补充指挥系统，可见其损失惨重……”
“张古山阵地反复争夺，我军敢死队夜袭成功……”
刻律德拉听着广播，看着报纸，心里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万家岭大捷是好事，是开战以来少有的战略胜利。但它真的是转折点吗？
10月10日，双十节，万家岭大捷的消息正式公布：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歼敌三千余（实际可能更多），基本丧失战斗力。
武汉全城欢腾，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学生们游行庆祝，商家打出“庆祝万家岭大捷”的横幅。刻律德拉走在人群中，感受着久违的喜悦气氛，但她的军事直觉告诉她：这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光。
当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分析：
“万家岭大捷振奋人心，证明中国军队有能力歼灭日军整师团。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只是局部胜利。
武汉保卫战的根本目的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政府机构、工业设备、学校的内迁争取时间，为持久抗战保存实力。这个目的已经趋近达到：截至10月初，超过100万吨物资、数十万人员已迁往四川。
而日军虽然在南线受挫，但在长江北岸和大别山方向仍在推进。更关键的是，日军很可能在华南开辟新战线——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会考虑在广州登陆，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
因此，武汉的撤离是必然选择，而且是正确的战略选择。继续死守只会重蹈南京覆辙。”
10月中旬，刻律德拉的判断一一应验。
日军在广州登陆，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长江北岸日军突破田家镇要塞，武汉门户洞开。
国民政府开始秘密准备撤离。
刻律德拉没有离开。她留在武汉，协助转移最后一批物资——主要是文化机构的书籍、档案、仪器。她帮助武汉大学图书馆将古籍装箱，协助中央研究院搬运实验设备，为《新华日报》等报社的撤离提供车辆。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撤退。日军日益逼近，空袭越来越频繁，而需要转移的东西太多，运力严重不足。
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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