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北京：逃离与十年一觉 (第1/3页)
火车驶入北京站时，是2016年11月4日凌晨五点十七分。
展旭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但和抚顺那种刺骨的干冷不同，这里的冷带着一种潮湿的、浑浊的气息，混合着煤烟、汽车尾气和陌生城市特有的味道。
他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陌生的城市。天还没完全亮，城市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雾中。高楼大厦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
九年前的那个早晨，二十四岁的展旭站在这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得够远了吗？
够远了。从抚顺到北京，七百公里，十个小时的火车。足够远离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远离那栋六层红砖楼，远离那个不会再为他亮起的窗户。
但他很快发现，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
比如背上的纹身。
到北京的第三天，纹身开始发炎。可能是火车上太闷，可能是北京的气候不适应，也可能是——这具身体在抗拒这个新的、强加的身份。
他住在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十平米，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月租八百，押一付三，几乎花光了他带来的所有钱。
发炎是从边缘开始的。先是痒，然后红，然后肿。他对着厕所里那面布满水渍的镜子，艰难地扭过头看——背上一片通红，彼岸花的轮廓在红肿中显得模糊，像一团真正的、正在燃烧的火。
他买了碘伏和消炎药膏，每天涂三次。涂药时要反手，动作别扭，常常涂不均匀。药膏黏在背上，衣服一摩擦就更疼。
夜里，他趴着睡，不敢翻身。地下室很潮，被褥总是湿漉漉的。纹身在潮湿的环境里更难愈合，有时半夜会疼醒，一身冷汗。
他想起纹身师傅的话：“可能会发烧。”
果然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头重脚轻。他请了一天假——刚找到的工作，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设计，月薪四千，试用期三个月。
老板在电话里很不高兴：“刚来就请假？”
“对不起，发烧了。”
“那明天能来吗？”
“能。”
挂了电话，他躺在潮湿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渗水的痕迹。那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个印记——不是梦想，不是机会，是地下室发霉的天花板，和背上发炎的纹身。
他想过给纹身师傅打电话问问该怎么办，但最后没打。有些路要自己走，有些痛要自己扛。
就像失恋，别人说再多“会过去的”也没用，得自己一天一天地熬。
烧退后，他开始上班。
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坐地铁一号线倒十号线，再倒公交。通勤时间两小时。地铁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人和人贴在一起，能闻到各种味道：香水、汗味、早餐的味道。
他总站在车厢连接处，那里相对宽松。背靠着冰冷的金属壁，纹身在摩擦中隐隐作痛。痛的时候，他会想慧慧。
想她在干什么。应该还在抚顺那家私立医院上班，穿着护士服，穿梭在病房之间。也许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也许快结婚了。
想到这里，心脏就像被一只手攥住，呼吸困难。
他学会了在地铁里隐藏这种窒息感——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像周围所有人一样。北京教会他的第一课就是：你的痛苦不重要，没人在乎。大家都有自己的痛苦要扛。
工作很累。他是个小设计师，做的都是最基础的活：修图、排版、做海报。客户要求多，改稿无数次。常常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再坐两小时车回地下室。
回到住处时，已经筋疲力尽。煮碗泡面，吃完洗澡——洗澡是最痛苦的环节。热水浇在发炎的纹身上，刺痛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他咬着牙，快速洗完，涂药，然后倒在床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纹身慢慢愈合了。红肿消退，结痂，掉痂，露出下面永久的图案。彼岸花终于定型了，红得暗沉，绿得幽深，在苍白的地下室灯光下，像一幅古老的壁画。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二十四岁，但看起来像三十岁。眼睛里有血丝，下巴上有胡茬，背上有朵永远开着的花。
这朵花成了他的秘密。夏天他不敢穿背心，不敢去游泳，怕被人看见。同事问起，他只说“以前纹的”。没人追问，在北京，每个人都有秘密，没人在乎别人的。
工作转正后，工资涨到五千。他搬出了地下室，在四环边租了个合租的单间。十五平米，有窗户，月租一千五。
房间朝北，阳光很少。但他很满足——至少不用再闻地下室的霉味，不用再看渗水的天花板。
新生活的第二个挑战，是试图开始新的感情。
2017年春天，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叫小雨，也是北漂，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他们约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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