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章 漫长的征程 (第1/3页)
又是一年春草绿，神都洛阳的牡丹含苞待放。距离《永昌律》正式颁行天下，已过去近一年。朝堂之上，关于“德法之辨”的激烈争论似乎已尘埃落定，至少表面如此。州县之间，刊印精良的新律文本和各式告示，也早已通过驿传系统，覆盖了帝国的绝大部分郡县。然而，当李瑾微服行走在洛阳南市喧嚣的人群中，或是在偏殿翻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奏报、案卷时，他心中那份关于“法治”的炽热理想，正经历着严酷现实的淬炼，渐渐冷却、沉淀，化为一种更为复杂、也更为坚韧的认知。
过去数月，他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也依从了自己内心的冲动，数次轻车简从，甚至布衣草履，在两京畿辅的几个州县暗中查访。他看到的东西，远比刘晏汇报的更为具体，也更为触目惊心。
在洛阳县衙旁的巷口，他亲见一个老农攥着皱巴巴的、按有新律要求有“官印”和“中人画押”的土地典当契约，却被胥吏以“印章模糊不清”、“中人不合新规”为由，拒之门外，老农跪地哭求，那胥吏只是不耐地挥手，直到老农从怀中摸出几枚油腻的铜钱悄悄塞过去，胥吏的脸色才稍霁，嘟囔着“下不为例”，将契约收下。那所谓的“新规”，不过是胥吏随口杜撰，只为索贿。
在长安西市，他听闻一起商贩纠纷。两个胡商因货物成色问题争执，本可按新律中相对明晰的“市易条例”和“契约规范”快速裁决，但负责市易的丞吏却故意拖延，暗示双方“表示诚意”，最终迫使急于交易的胡商忍痛“孝敬”，才得以“调解”了事。新律的条文，成了勒索的“依据”，而非保护的“屏障”。
在郑州，他偶遇一个试图按新程序申诉赋税不公的农户，那农户手中甚至有一份乡里“代书人”（实为略识字的落魄书生，并未取得正式凭照）帮忙写的、还算工整的诉状。然而，州衙的门子连接都不接，只嗤笑一声：“识得几个字，就学人告状？滚滚滚，莫挡了老爷们的道！”诉状被扔在地上，沾满泥污。那农户呆立半晌，默默捡起，佝偻着背离开了。他或许永远不会再尝试用“新法”保护自己。
更多的，是漠然。集市上，官府张贴的、配有简易图画的“新律要略”告示前，偶尔有人驻足，但大多只是看个热闹，识字者念上两句，周围人听听也就散了。对于绝大多数升斗小民而言，什么“契约精神”、“诉讼程序”、“平等保护”，远不如今天的米价、明日的天气来得实在。他们依然遵循着古老的习惯：有事找族长、找乡老；遇上官司，要么认命，要么倾家荡产去“打点”；“法”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更多意味着枷锁和鞭子，而非保护和依凭。
暗访归来的李瑾，常常独自坐在东宫书斋，对着摇曳的灯火，陷入长久的沉默。那些底层百姓茫然、麻木或畏惧的脸，那些胥吏熟练的敲诈勒索，那些官员表面恭敬、实则敷衍的姿态，与文学馆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辩论、字斟句酌的律文，形成了刺眼而令人无力的对比。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巍峨的庙堂与尘埃般的民间之间，横亘着怎样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那道鸿沟，由千百年形成的习俗、由根深蒂固的利益结构、由无数官僚系统的惰性与恶意、也由普罗大众的知识匮乏与无力感共同浇筑而成。一部精心修订的法典，几声自上而下的诏令，就想跨越它，何其天真！
“殿下是否感到沮丧？”一日，狄仁杰来访，见李瑾对着窗外暮色出神，轻声问道。
李瑾回过头，脸上已没了初时的激愤，只剩下一种沉静的疲惫。“狄公，我曾以为，革除旧弊，颁行新法，便如同修筑水渠，只要设计得当，用力开挖，活水自然能灌溉四方。如今看来，我修的或许不是水渠，而是想在一片早已板结、沟壑纵横的古老土地上，重新规划江河的走向。非但旧有的沟壑阻力重重，便是那土地本身，也似乎并不渴求新的水流。”
狄仁杰在对面坐下，苍老的脸上露出理解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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