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8章 法治代人治 (第2/3页)
，他知道，这是对新律理念的根本性质疑，是“人治”传统对“法治”萌芽的全面反击。他看向狄仁杰，老臣神色凝重，但目光依旧沉稳。
狄仁杰上前一步，向御座深深一揖，然后转向众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王公、李中丞之言，老臣闻之，如闻洪钟大吕，发人深省。确然，治国之本，在于德，在于礼，在于得人。圣人垂训，千古不移。”
他先肯定了对方的理论基础，这是辩论的策略，也是他内心部分认同的。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然，德礼之教化，贤能之选拔，非一日之功，亦非可必得。天下之大，州县之多，官吏之众，岂能人人皆为尧舜？我朝开国至今，历数代先帝励精图治，贤臣良吏辈出，然地方酷吏、污吏，可曾绝迹？冤狱错案，可曾全无？”
他环视众人，目光恳切：“德礼，如日月之光，普照万物，是为理想之高标。然律法，如大地之径，使人知所行止，是为现实之规尺。无理想，则世道沉沦；无规尺，则人皆茫然，强梁者横行，弱小者无告。德礼为本，律法为用，二者相济，不可偏废。”
“至于‘法高于情’、‘文高于义’之虑，”狄仁杰继续道，语气更加沉稳有力，“新律非是不要情理，而是力求将情理融入法意，将‘义’化为明确的‘文’。何也？盖因‘情理’因人而异，‘仁义’因时而变。若无律文为准，则‘情理’可成为官吏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之借口；‘仁义’可成为权势者践踏弱者之遮羞布！昔年索、来乱政，岂不正是假‘非常之需’、‘特旨办案’之名，行罗织构陷之实？其所践踏者，岂非正是最基本的公义与情理？”
提到索元礼、来俊臣，殿中许多官员脸色微变，那是所有人都不愿回首的惨痛记忆。狄仁杰成功地用最近的教训，为“严格依程序、依法律”的必要性做了最有力的注脚。
“新律规定‘具引律令格式’，非是让官吏成为死守条文的胥吏，”狄仁杰解释道，“而是要求其判决须有法可依，须说明道理。若确系律无明文，或案情特殊，律有明文却显失公平，新律亦有‘上请’、‘奏裁’之制，绝非一概而论。此正是为了避免‘人亡政息’，避免因长官好恶、一时喜怒而法度无常。至于‘司法参军事’、‘代书人’等制，乃为补正官吏精力之不足、专业之不及，使小民冤屈有更畅达之中诉渠道，使奸猾之徒难欺无知之百姓。其权责皆有严格限定，何来架空、纵容之说？此正为补‘人治’之不足，而非代‘人治’之全部也。”
李瑾此时也出列，向武则天和众臣躬身行礼，他的声音清朗而坚定：“儿臣以为，狄公所言，深得治国之要。德礼教化，犹如修筑坚固堤坝，导人向善；律法规则，则如疏浚河道，约束行为，二者相辅相成。人治之弊，在于其‘无常’与‘难继’。 贤君良吏在位，则天下大治；若中主庸吏当政，或奸佞弄权，则法度废弛，生灵涂炭。而法治所求，非是不要贤人，而是力求建立一套不依赖于个别贤人、即便中主庸吏亦须大体遵循的稳定规则，使国家运作、百姓生活，有一可预期、可持续之轨道。此非贬低‘人’之作用，实乃以‘法’来弥补、支撑、延续‘人治’之善，防范、遏制‘人治’之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面带不豫的老臣，诚恳道：“诸公皆饱学之士，熟读史册。秦法严酷而亡，世人皆谓法不可恃。然汉承秦制，去其苛暴，存其框架，乃有文景之治、汉武之功。可见，非法不可用，乃看如何用法，用何法。我朝修订《永昌律》，非是效法申韩，专任刑名，而是欲以仁德为体，以律法为用，体用兼备，以期长治久安。法之行，仍需良吏；法之立，仍需圣心。此律之颁行，正彰显陛下与朝廷孜孜求治、欲为万世开太平之仁德与远见！”
李瑾的这番话，将“法治”的诉求小心翼翼地包裹在“补人治之不足”、“体用兼备”的框架内，既回应了“人治”派的质疑，又巧妙地赋予了新律“承平利器”的正当性。他再次将最终的裁断权，归于“圣心”，归于御座上的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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