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邛都制制” 婚嫁公用豪侈品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越嶲郡（今凉山），下辖十五个县，郡治邛都（今西昌）。此后不久，正在司马相如的掌管和率领下，“蜀身毒”道成功开通，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也让西昌的文化历程发生了腾跃式的变化。
汉代以前，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从，少有青铜器的身影。而汉代当前，特别是东汉末年，平和平静河道域发觉了丰硕的汉代遗存，且正在西昌及周边挖掘的诸多汉墓中，铜器变得常见，此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
但凡“文物”，正在古时候，大都都已经是人们糊口中的日常用品，其功能正在其时的社会糊口中有着本人的。而正在现代人眼中，“文物”之所以充满无限奥秘，无非是它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再次呈现正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身上已然被雕刻下了它所处时代的印迹。
正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意味，为何它们正在汉代当前起头集中呈现？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糊口器具？如斯多的铜器出土能否又取邛都产铜有所联系关系？大概这期《凉山宝藏》所要讲述的文物——双鱼纹铜洗，能为我们揭开这诸多疑云。
初见鱼纹铜洗，我脱口而出：“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对啊，它就是一个洗脸盆，但却不是通俗的洗脸盆，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老祖’了，而且不是人人都可具有。”凉山州博物馆工做人员贾丽笑着说。
“以铜做镜，能够正衣冠。”正在铜镜发生以前的岁月里，前人常正在一种叫做“铜鉴”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因此后世也把铜镜称为“铜鉴”。铜鉴流行于春秋和国期间，成长到汉代时更名为“铜洗”，并有了新的用处。顾名思义，“洗”就是盛水用做盥洗的器具，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和我们现正在遍及利用的洗脸盆差不多。
现代社会，不管有钱没钱，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可正在汉代，不划一级的人，洗脸所利用的器具其材质却大纷歧样。
铜洗最早呈现于和国晚期，正在汉代最为风行。由于正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意味，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历利用，通俗老苍生一般只用得起木洗、陶洗。
铜洗一般为圆形、敞口、鼓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便于利用时扶携提拔。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斑纹图案，斑纹大多为鱼纹、鱼鹭纹或羊纹，有着富贵不足、纯洁如鹭、吉利如意的寄意。有的铜洗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内容有吉利语、锻制的年代等，此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因而也弥脚宝贵。
此中一件为“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弧腹较浅，浅圈脚。口径32、圈脚径巧6、高5.6厘米。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内底饰阳线鱼纹。正在全国范畴内出土的铜洗中，双鱼纹铜洗居多，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鱼纹铜洗”却为“单鱼纹”，且无铭文标注，让它充满了奥秘色彩。
另一件为“凤鸟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略斜，深弧腹，平底。口径34、腹径31.2、底径16.6、高17厘米。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
第三件则为敞口、方唇、斜宽沿，折腹较浅，平底，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口径23.9、底径10.6、高5厘米。
就目前发觉的铜洗材料来看，无论是出自墓葬、窖或是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实物材料反映，这类铜洗是适用器而非明器（注：明器即随葬品）,本来该当是活人利用的一类糊口器物。
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期间砖室墓，不只出土了钱树子、五株钱叠铸铸件等奇怪物件，还发觉了洗、壶、篡、颤、釜、盔、案、耳杯等糊口器具94件，此中以铜器数量最多，多达57件，陶器次之，还有少量铁器、饰物和铜钱。
而适用铜洗就有三件，可见墓仆人非富即贵，门第显赫，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糊口，不然，也用不起如斯之多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
无独有偶。早正在1992年8月，西昌市东郊，邛海北岸凉山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测和清理，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附近汉晋砖室墓密聚，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大坟堆汉代遗址。窖距地表深1米许，窖外形已被平易近工挖坏，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此中一件为“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
该铜洗为侈口，宽沿，深腹，平底，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有对称铺首两个。洗内壁底部阳铸“永和元年李制做工”八字铭文。铭文有边框，字体篆书，竖行。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两鱼大小一样，左鱼身形瘦削，左鱼肥大，似有雌雄之分。双鱼头皆朝上，尾展开，身披鳞，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做逛动状。该洗口径36、口沿宽3.3、底径19.5、通高19.5厘米，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其唱工精巧，光洁度好，纹饰漂亮，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
目前，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大都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朱提、堂狼洗的铭文有本人的显著特点，只铸编年和产地，诸如：“建初元年堂狼制”“建初四年朱提做”“延平元年朱提制工”等，无一例铸有制做人姓氏的。但西昌东郊出土的“永和元年李制做工”铭文双鱼洗却正在编年和制做人姓氏之后缀一“工”字，而没有产地，这正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地域尚属首见。“永和元年”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编年，即公元136年，可见此铜洗的奇特取宝贵。
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壤处，是汉武帝时所置，它北通巴蜀，南接滇越，东濒夜郎，西邻邛都，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朱提多出产银、铜，《汉书·地舆志》有载：“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亦载：“朱提，山出银、铜”。可见正在两汉时,朱提就是主要的银、铜产地，因其铜矿储藏丰硕，为朱提青铜文化的成长供给了物质资本上的保障。
朱提青铜器中，确丰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制”铜洗。“建初”为东汉章帝的年号，“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最晚的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四，容庚《汉金文录》卷五著录的双鹭斑纹的“建宁四年堂狼制”洗。“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建宁四年”即公元171年。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绝大部门发生于公元76年大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
朱提西邻邛都，《汉书·地舆志》有载：“邛都，南山出铜”。所谓南山，只是宽泛地囊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据考据，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公然正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黄水等地发觉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印证了史料记录。此中，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于地表的冶铜、铸铜、烧炭、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脚见正在汉代，邛都县的冶铜、铸铜业曾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虽然产地不明，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堂狼，纹饰又不具备“东汉蜀郡(铜洗)底部多饰凤、羊等图象”的气概，所以疑惑除“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就是“邛都制制”的可能。加之，这件“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的鱼纹制形、艺术手法等，又取云南昭通文管所珍藏的“阳嘉二年邛都制”铭文双鱼洗根基不异，特别是鱼鳞、鱼尾、水波等夸张技法、线条气概，几乎是出自统一工匠之手。由此能够猜测，其时“邛都制制”曾经颇具规模，所产青铜成品除供当地利用外，还销往了其他地域。
值得出格一提的是，正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还有一件保留完整的双鱼纹铜洗，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永建二年邛都制做”铭文，“永建”是东汉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这就实实正在正在地告诉我们，早正在近一千九百年前，西昌一带曾经取朱提、堂狼一样，起头出产铜洗。
因为东汉期间的越嶲郡取朱提郡（东汉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下辖朱提、堂狼等五县）山川相连，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换很是屡次，朱提、堂狼的铭文双鱼洗闻名于世，而邛都也是主要的产地之一，其汗青、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古代的西昌因为奇特的地舆劣势，一曲是“南方丝绸之”上的沉镇，“南方丝绸之”的开通和成长，也提高了沿线地域的经济、商业、文化及手工业成长，“邛都铜洗”就是实实正在正在的明证。
从考古材料中不难发觉，以鱼纹图案做为器物粉饰纹样的现象，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发觉大量鱼纹图案。之后，商周期间的墓葬中也常常发觉分歧材料的鱼形饰品，有的铜器上还发觉有鱼纹图案或“鱼”字铭文铸刻。这些纹饰反映出其时人们的鱼猎糊口，部门鱼纹粉饰图案还取个体部族的族徽相关。
鱼纹图案正在汉晋期间不只是铜洗这类器物的次要纹饰，以至能够说是铜洗的公用纹饰。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及唐宋以来风行于瓷洗、铜镜之上的双鱼纹,也是这类汉晋铜洗粉饰纹样风习的传播或演变。从秦汉至明清，鱼纹图案几乎呈现正在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上，并且形式多样、变化无穷，其吉利内涵之丰硕，正在保守纹样中是并世无双的。
正在前人的婚姻不雅里，传接代是婚姻的独一目标，这正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示得很是清晰。所以正在古代，把一小我比做鱼，正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捧场他是最好的人，而正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是正在说“你是我最抱负的配头！”因而，汉当前鱼纹就和“吉利”正式挂上了钩，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极有可能就是婚嫁用品。
汉晋期间的汗青材料显示，这一期间婚嫁之风甚尚侈靡。《潜夫论·浮侈篇》云：“富贵嫁娶，车轶各十，骑奴侍憧，夹毅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关于铜洗可能为婚嫁用品的说法，除了寄意丰硕的粉饰纹样所反映的寄义外，还能够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变、用处、铭文及风俗材料等方面加以佐证。
铜洗原为婚嫁器物，正在风俗学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今山东大部门地域，正在女子出嫁陪嫁品中，无论陪嫁品数量多寡，一件铜盆是必不成少的。由于鱼富有恋爱取婚配之意，所以，鱼纹铜洗一类器物大概成为婚嫁公用物品，且一曲延用到现正在。
鱼纹铜洗穿越千年，为我们展示了前人精深的青铜器制做身手。让我们来看看凉山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成长。
我国的青铜文化构成于公元前二千年摆布，经夏、商、西周和春秋，约达十五世纪之长。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青铜锻制业亦有新的成长，次要由礼器、刀兵和出产东西向日常糊口器具成长。
据目前所知，凉山地域的青铜器除西周晚期发觉少少数量后，年代较早的集中呈现正在和国至东汉期间，出土青铜器的品种归结为刀兵、教、礼器乐器、糊口器具和货泉等。
西汉时，凉山、西昌虽已纳入王朝的管辖，但因为当地部族强大，如节目于平和平静河道域的“邛人”，以及节目于盐源及周边的“笮人”，所以出土器物仍连结着当地的特色。
先看“邛人”部落。西汉末年，西汉朝廷录用枚根为越嶲郡太守，郡治设于邛都县，原是“邛人”部落的聚居地。公元24年，“邛人”部落的首领任贵西汉录用的越嶲郡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办理越嶲郡的各项政务。公元25年，公孙述踞蜀称帝，成立“成国”，因蜀地肥饶富裕，军力精强，“西南夷”中的邛、笮等部族纷纷供献，投靠公孙述，任贵也以越嶲郡归附，成为成国附庸。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调派征南将军岑彭征讨成蜀，任贵遣使送降，成为东汉处所大臣；公元38年，任贵遣使上缴越嶲郡三年的计书（内容为郡国一年的租赋﹑刑狱﹑选举等环境），东汉光武帝刘秀授予任贵越嶲郡太守的印绶。
公元43年9月，因不胜东汉朝廷对西南边境的开辟，以及父母官员对苍生的，“西南夷”浩繁部族结合起兵，王朝。和平波及益州郡（今云南）、越嶲郡，东汉朝廷征调广汉、犍为、蜀郡和朱提兵万余人，调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军前去。刘尚部队从邛都县渡泸水（今金沙江）进入益州郡，其间，越嶲郡太守、“邛谷王”任贵唯恐对本人晦气，随即谋害毒刘尚。同岁尾，刘尚先发制人攻取邛都县，诛任贵，并将其家眷全数迁往成都以绝后患。的部族分离迁徙至大凉山腹地，“邛人”部落由此沉创，逐步减弱并正在史册上鸣金收兵。
“笮人”部落也是一样。和国至西汉期间，“笮人”控制着盐源境内的盐铁、丹砂等宝贵资本，成长成为一只强大、尚武的平易近族。“笮人”创制了光耀的青铜文明，并成为了滇、蜀两地纷纷觊觎，或者是竞相奉迎的部族。正在盐源出土的浩繁青铜器中，不乏见到滇文化取蜀文化的元素。然而，“笮人”也正在东汉期间，瑰异地消逝了，缘由至今为谜。
随后，汉代移平易近大量迁入越嶲，分离正在“南方丝绸之”沿途，也带来了大量带有成都平原、蜀中色彩的器物，大量的青铜糊口器具随即呈现。因而，正在凉山境内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除了有本身的平易近族特色外，更有取其他文化交换和融合的产品，出格取蜀文化和滇文化之间的交换最屡次。
同时，因为南丝的商贸繁荣，带来了大量的货泉需求，西昌境内还呈现了铸币工厂。正在取滇、蜀的往来互市中，邛都一带的经济、文化取平易近间手工业均逐渐发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