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被扼杀的萌芽 (第3/3页)
现，针对在京官员。
科举制度兴起后，才逐渐转移到赶考士子之中，特别是新科进士。
白居易的“京城居大不易”，其实就隐隐揭示了唐朝京债。
《旧唐书武宗本纪》其实就有记载关于京债的描写：“又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
京城物价高，士子要保持较高的生活，体面的出现，新科进士还要在京城观政、选官，都是巨大的开支。
对于家境普通之人，是根本无力承担的。
这也是当初魏广德曾经借出大量银钱给同年的原因，如果不是魏广德借钱给他们生活，怕是唯有借京债一途。
然后就是等选派了官职，到地方上连本带利捞回来，了结这桩借贷生意了。
京债大多专门针对那些候选官员的债务，因此又被称为官吏债，这也导致了明朝后期买卖官爵的行为日益猖獗。
可以说京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导致明朝后期的贪污问题泛滥的根源。
“按照我让人查到的情况，许多借京债者，复任之日，取官库所贮倍偿之。
善贷，你想想早先各地府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根源。”
曾省吾最后说道。
明朝府库亏空非常严重，但是下面上报多是说保管不善致损毁，惩办责任人。
当时魏广德也猜测，可能是有库管大使从中贪墨，以次充好等行为。
但现在听到曾省吾的话，他才明白，敢情是新官上任先换京债，把官库给搬空了。
“善贷，高利贷已经到了不得不管的程度了，必须重重惩治这些子钱户。”
见魏广德默不作声，曾省吾急忙又说道。
“光是惩治不行的。”
魏广德摇摇头，“他们需要借钱，只是所借非人而已。”
杜绝高利贷，魏广德倒是不介意放弃这门赚钱的生意，可最后真正受到伤害的，还是那些需要急用钱的借款人。
“早先我曾计划，以朝廷和勋臣出资入股，建立大明钱庄，以朝廷律令中规定的借贷利息对外借款，同时兼做飞钱业务，凭票通兑”
之前，魏广德只是把借贷当做一门生意在做，可是今天曾省吾来找他，告诉他高利贷的泛滥程度超乎想象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大明朝需要对金融行业进行一番整治。
否则，失控的金融业会让大明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他早前建立钱庄的想法，只是和身边人讨论过，并没有告诉曾省吾。
既然曾省吾注意到这件事儿，魏广德也借此说出来，听听他的意思。
“以大明钱庄规范当前市井之中的子钱户的行为，压低他们接待的利息才是上途。
盲目禁止，不会有效果。
毕竟有需要，就禁止不了，只有想办法降低借贷利息才是正途。”
魏广德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又强调曾省吾想要禁止民间借贷的想法是妄想，合理引导才是正途。
此时，魏广德不由得想到后世关于中国古代几个王朝被扼杀的资本主义萌芽。
还有被深恶痛绝的“洋吃人”，其实就是东西方发展方向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在大明朝，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获利以后，他们最初往往会和西方的商人一样，一开始是大规模投资工坊，让自己的利润更加丰厚。
然后呢？
然后就是没有然后，他们把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润会用来投资商铺和田地，成为地主阶级。
同时，还会把家中的金银拿出来借贷，做高利贷生意。
而在西方，商人们，特别是那些纺织商人们则是大量购买土地放羊，也就是“羊吃人”。
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地主，成为领主，而是为了生意。
羊毛会帮助他们摆脱对外原材料的依赖，扩大自己的生意，然后就是开拓市场。
这就是东西方在相同时间向着截然不同两个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万般皆下品的年代，商人们还是在努力上进希望成为读书人。
而西方没有科举的限制，所以他们只能追求金钱。
当然，西方也不是没有人放贷，只是因为西方国家小，资本流动性强，压低了借贷利息。
在西方，商业贷款的投放有效性远强于东方，大大的促进经济发展。
“此事太大，容我想想再回答。”
曾省吾没有马上表态，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