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暗流 (第1/3页)
格尔木。
火车在下午两点抵达。车轮碾过最后一截铁轨，发出沉闷的咣当声。车门打开的瞬间，高原的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不是平原上温吞吞的日光，是一把锋利的刀，白花花地割在皮肤上，刺得眼球生疼。
陆沉眯起眼。海拔两千八百米。空气更稀薄了。每吸一口气都黏稠、滞涩，不够用。太阳穴开始隐隐地跳，像有人在他的颞骨内侧用小锤一下一下地敲。
四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车站。方旭的嘴唇已经发紫。苏晚脸色苍白，但步伐还算稳。林若鸿走在最前面，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侧面挂着地图筒。
“从这里到昆仑山口还有四百公里。“林若鸿抽出地图，食指沿着一条细细的公路线划过。手指在抖——是高反。“我们需要两辆车。一辆装物资，一辆坐人。“
“你在这里也有朋友？“
“我母亲在这里做过田野调查。“林若鸿的声音顿了一下。很短的一下。“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有些人情还在。“
方旭打了个哈欠。“我们能先吃点东西吗？我快饿死了。“
他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面馆。门面很小，三张桌子，其中一张瘸了腿，底下垫着半块砖头。空气里飘着羊油和面粉混合的味道——膻，但不难闻，是高原特有的粗粝气息。灶台后面，一个藏族女人在揉面，面团在掌下发出闷响，节奏均匀，像心跳。
拉面。手抓羊肉。酥油茶。
食物端上来时，方旭几乎把脸埋进了碗里。面条粗犷、筋道，汤底是骨头熬的，咸而厚重，喝一口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陆沉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喝了几口酥油茶——咸的，带着奶腥味和微苦的回甘。高原上的食物不讲求精致，讲究的是让你活着。
吃到一半的时候，方旭的手机响了。
他看都没看，随手就要接。但目光扫过来电显示的那一瞬间，他的手停住了。很短的一停。大概零点五秒。
但陆沉注意到了。
方旭接起电话，走到面馆角落，靠在一段水泥柱子上，压低声音说了几分钟。
他的身体语言在变。刚接电话时肩膀是松的——听了几句之后，肩膀收紧了，向耳朵方向耸起。左手不自觉地攥拳，松开，再攥拳。目光从墙壁移到地面，又移到天花板——像是在找一个出口。
记者的本能。陆沉太熟悉这种状态了。方旭在《中国地理》做了十年深度报道。他的身体比他的脑子更早知道发生了什么。
方旭回来了。坐下。筷子搁在碗边，没再动。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不是生气，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
恐惧。还有兴奋。
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脸上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一件事——有人触碰到了真相的边缘。
“我的稿件被撤了。“方旭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怕被墙壁听到。
“什么稿件？“
“我三天前交了一篇关于陈望舒死亡的报道。主编说收到了'上级指示'，不允许发表任何相关内容。“方旭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节奏杂乱。“主编说得很清楚——'不要再碰这个话题，否则杂志社会有麻烦'。你知道主编说这话时候的语气吗？他不是在传达命令。他是在求我。他在求我不要连累杂志社。“
“上级？什么上级？“
“不知道。但主编说，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宣传部门'的。他回拨过去，号码是空号。“
“假的。“林若鸿说。“有人在阻止信息流通。而且手法很粗糙——说明他们很急。“
沉默。面馆里只有揉面的声音。闷。闷。闷。
方旭低着头。“我做了十年记者。跑过矿难、跑过疫区、跑过拆迁。各种各样的'撤稿'我都见过。但这一次不一样。“
他抬起头，眼里有一种陆沉从未见过的光。
“这次撤稿的速度。我上午十点交的稿，下午两点就被撤了。四个小时，连审稿流程都没走完。这说明——他们在我交稿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有人在监控投稿系统。有人——“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有人在看着我们。“
陆沉感觉到一股凉意从后背升起。不是恐惧。是一种职业敏感被点燃时的战栗——类似于猎人发现猎物踪迹的兴奋。只不过在这个故事里，他们可能不是猎人。
“我想联系他。“陆沉突然说。
所有人看着他。
“你疯了？“方旭压低声音，但压不住急切。“陈望舒的遗言说'不可信周'！“
“正因为如此。如果周恒是敌人，我至少需要知道他是谁的敌人。“
“如果你判断错了呢？“苏晚问。
“那我死了。“陆沉平静地说。“但至少我知道了答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次性手机。昨晚在旅馆门口小卖部买的，塑料外壳，廉价按键，屏幕分辨率低得像上个世纪的产物。
陈望舒的遗物里有周恒的号码。当时没用，因为不确定。但现在——
拨出去。
响了两声就接通了。快得不正常——像是对方一直在等。像是对方的手机就握在手里，拇指悬在接听键上方。
“陆沉。“周恒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的、平静的。“我等你的电话等了三天。“
陆沉的后背凉了一下。三天。从他离开北京那天算起，正好三天。
“你知道我的号码？“
“我是做这行的。你在哪里？“
“格尔木。“
“去昆仑山？“
“对。“
“我知道。我也在去昆仑山的路上。“
“为什么？“
“因为有人委托我保护你。“
“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背景里有风声，和金属碰撞的声响。
“到了你就知道了。格尔木到昆仑山口，109国道，三百公里处有一个道班。今晚在那里碰面。一个人来。“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陆沉说。
他挂了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面馆里的光线突然变得刺眼——太阳从窗口斜照进来，在油腻的桌面上切出一道明亮的光带。灰尘在光带里飞舞，细小的、无规则的。
他的手心全是汗。
下午四点，他们出发了。
林若鸿联系的朋友是一个藏族司机，叫扎西。五十多岁，皮肤黝黑得像在酱油里泡过。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是紫外线和岁月联手刻出来的。话不多。开着一辆改装过的丰田陆巡，车身满是泥点和划痕，保险杠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经幡，在风中无力地飘动。
“这条路冬天不好走。“扎西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声音粗糙得像砂纸摩擦木头。“下雪的话，翻山口要十几个小时。“
“你经常走？“
“三十年了。从格尔木到拉萨，这条路上每一块石头我都认识。“
三十年。
林若鸿坐在副驾驶座上，身体突然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
“三十年前——“她的声音有些紧，清了清嗓子重新来过。“你见过一个姓陈的年轻人吗？很高的，戴眼镜。“
扎西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后视镜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不是惊喜，是一种更古老的东西。类似于怀念。类似于疼痛。
“你说的是陈老师？“
林若鸿整个人僵住了。呼吸停了，眨眼停了，手指停在半空中。
“你认识他？“她的声音从紧绷变成了脆弱。像冰面上突然裂开一道缝。
“认识。1996年，他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很高大的人来昆仑山。我给他们当向导。“
“那个女人——“
“是宋老师。“
扎西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变了。不是音量或音调——是质感。他的声音突然柔软了，像一条在戈壁上奔涌了几百公里的河，突然流进了草地，水声变得轻柔、小心翼翼，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她是好人。会给藏族人看病。头疼脑热她看，骨折她看，生孩子她也看。有时候走几十里山路，就为了给一个老奶奶送一包药。我们叫她'药曼巴'——度母。“
药曼巴。陆沉在心里默念。度母——藏传佛教里救苦救难的女神。一个从北京来的女人，跑到海拔四千多米的昆仑山深处给牧民看病。不是做慈善，不是拍纪录片，不是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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