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暗流 (第3/3页)
外待久了，有点新鲜感。等他忙起来就明白了。”
“新鲜感。”赵恒远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笑了，“也对。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过新鲜感。”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小半杯酒一饮而尽，“我年轻的时候去非洲，也差点不想回来了。那边的天特别蓝，云特别低，觉得那才是生活。后来还是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家在这里。”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笑。在座所有人都笑了——陈总笑得最响，说赵总还有这段浪漫史；沈佩兰在笑，眼角又起了细纹；陆震廷也在笑，嘴角上扬的角度经过了精确的计算。笑声把刚才那个短暂的沉默填满了。
但赵敏之没有笑。她端着酒杯，目光从杯沿上方淡淡地扫过陆云的脸。那目光很短，短到几乎不能被称为“看”。但它包含了所有需要的信息——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更冷的确认。像在确认一件事正如她所预料地发生。然后她也笑了。和所有人一样。
宴席散得很晚。
送走赵家的人之后，陆震廷站在会所门口，看着那辆白色宝马的尾灯消失在梧桐树的暗影里。梧桐絮还在飘，在路灯下像一群没有目的地的白色飞虫。沈佩兰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那枚翡翠胸针，指腹在玉石表面来回摩挲——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三十多年来只有陆震廷知道。
“你今天话太多了。”陆震廷说。
“你让我安排的。”
“我是说陆云。他不该在饭桌上说那些。”
沈佩兰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的是实话。”
“实话有时候是最不该说的话。”陆震廷转过身，走向自己的车。司机已经拉开了车门。他一只脚踩进车里，停了一下。“那个女的在泰米尔和外国人做的那些事——你找人再查一下。上次那个周先生，我把联系方式给你。”
“她已经住在我们家里了。你让我查她什么？”
“查她的一切。”陆震廷拉开车门坐进去。车窗的深色玻璃遮住了他的脸。
沈佩兰站在会所门口。夜风吹过，把梧桐絮吹得漫天飞舞。那些白色的絮丝在路灯下旋转着，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她想起那朵雪莲——尼玛织在毯子角落里的那朵花，五瓣的，白色的，很小，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周末的家宴过去三天后，周先生站在陆氏集团顶楼的落地窗前，把一个更厚的牛皮纸信封放在陆震廷的办公桌上。他的灰色夹克还是那件，银框眼镜还是那副，手指还是那样干燥稳定。
“这次的比上次更详细。全部都有核实。”
陆震廷打开信封。里面有更多的照片——那个英国登山者又出现了，每次都在不同的年份。还有他的同伴、向导、和另一些陆震廷不认识的西方人。每张照片上都标着日期，最早的追溯到三年前。也就是地震之前。也就是说，在她认识陆云之前，她已经和这些人有来往了。
文字报告更厚了。它把尼玛在泰米尔区的每一次出现、每一次与外国游客的接触、每一次单独前往博卡拉的时间和路线都详细地罗列了出来。它没有做任何判断，只是排列事实。但这些事实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在旅游区谋生的夏尔巴女人，通过和外国游客的接触赚取收入。她的客户里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她的营生方式是站在街边，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展示她手中的毯子。有些人停下来，有些人走过去了。停下来的人里，有中国人，有西方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有独自旅行的男人，也有结伴而行的女人。但在报告的措辞里，这些区别被模糊了。“与多名外国男性游客有密切接触”——这是原文。“密切”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它不违法，但足够暧昧。
陆震廷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一张表格，把她近年来的经济往来做了一个汇总。每一笔入账和出账都被列了出来——卖毯子的收入、做向导的收入、还高利贷的支出、寄回家里的汇款。数字不精确，但足够说明问题。说明她确实在旅游区谋生，确实与外国人打交道，确实在经济上有压力。
他看完所有内容，把文件和照片放回信封里。窗外，长江和嘉陵江在他脚下交汇，浑浊的江水在暮色中滚滚向东。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沈佩兰的号码。
“是我。东西拿到了。”
“怎么样？”
“和她认识陆云之前的经历有关。和她认识的那个英国人有关。和她谋生的方式有关。”他停顿了一下。“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赵家那边——你继续和敏之保持联系。”
“你觉得陆云会信这些？”
“不是要他信。是要他自己去想。”陆震廷把手机换到另一侧，“想了，就有了裂缝。有了裂缝，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他挂了电话，把那个牛皮纸信封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和第一份报告放在一起。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朝天门的灯火在暮色中亮起来了。江面上货船的汽笛声闷闷地传来，像是远处有人的叹息。
他忽然想起自己三十二岁那一年。那时候陆云刚出生，他刚从父亲手里接过陆氏，每天睡四个小时，谈项目、拉关系、铺人脉。有一年冬天他去东北出差，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等一个客户等了六个小时。客户来了，看了一眼合同就撕了。他回到酒店，发着高烧，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但他没有死。他活了下来，第二天又去找那个客户，重新谈，重新签。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把陆氏从一个地方性的中小企业变成了今天的规模。三千多员工，几百个家庭，都指望着这家公司。
他不能让它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他走回办公桌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那个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那里，和第一份报告、恒通的项目书、援建验收进度表叠在一起。他没有再打开它。他已经看过了。那些照片和文字已经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他关上抽屉，按了桌上的内线电话。
“王秘书，帮我约赵总。赵恒远。这个周末。”
“要带什么文件吗？”
“不用。”他说，“这次不谈生意。”
他挂了电话，把目光转向窗外。江面上的最后一抹暮色正在退去，城市的灯火正在铺开。他记得陆云在大理被冻结账户时打来的那个电话——陆云的声音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某种更深的疲惫，像一个在山上走了太久的人终于承认自己走不动了。
但他没有松口。他不能松口。
他告诉自己这不是残忍，这是父亲的责任。他要保护他的儿子，保护他花了一辈子建起来的东西。他相信自己是在救他们。
他不知道，他正在把所有的因一颗一颗地种下去。而那些因，总有一天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