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四行仓库 (第2/3页)
一天上午，她再次遇到了那些在战事第一天见过的人。
卖花的小姑娘和她母亲提着篮子，试图进入租界避难，但租界入口拥挤不堪。
犹太老人拄着拐杖，背着简单的行李，眼神茫然。
那两个中··国工人——那天扶起日本老妇人的——现在背着工具箱，显然是从华界的工厂逃出来。
日本老妇人也在人群中，拎着一个小包袱，神色焦虑。
最意外的是，那两个被撞倒的法国巡捕现在在指挥难民疏散。其中一个看到刻律德拉，点头示意。
“所有人，有序进入！”巡捕用法语和中文交替喊道，“妇女儿童优先！保持秩序！”
刻律德拉上前帮忙。她引导卖花小姑娘和母亲通过检查点，帮助犹太老人填写入境表格，协助两个工人解释他们的职业（租界当局担心难民涌入导致失业问题）。
日本老妇人遇到了麻烦：一些中国难民认出她是日本人，情绪激动。
“她是日本人！为什么让她进租界？”一个中年男人喊道。
“她丈夫在上海开诊所，她是合法侨民。”法国巡捕解释。
“日本人在打我们！凭什么让日本人进来？”
刻律德拉站出来：“这位女士那天批评了日本军官的暴行。她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她的儿子是中日混血，被日本人歧视，她虽然是日本人但反对侵略战争。”
人群安静了一些。日本老妇人用中文说：“我是个医生太太。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年。日本军队做的事情……不对。我和大家一样，想活下去。”
最终，她被允许进入租界。两个中·国工人帮她提包袱，像那天扶她起来一样。许多中国人也伸出援手。
进入租界后，难民被临时安置在一些公寓和仓库里。刻律德拉的公寓也接纳了两个家庭——卖花小姑娘一家和一个从闸北逃来的教师家庭。
晚上，小姑娘问刻律德拉：“阿姨，仗什么时候打完？”
刻律德拉无法回答。她知道这场仗会打很久，很残酷。
8月23日，刻律德拉目睹了文化浩劫。
日军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位于闸北的印刷厂和藏书楼被直接命中。刻律德拉赶到现场时，火焰还在燃烧，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燃烧的特殊气味。
“为什么要炸出版社？”一个中国记者泪流满面，“这里没有军事目标，只有书！只有文化！”
一个日本随军记者低声对刻律德拉说，语气带着一丝愤怒（他们曾在东京有过一面之缘）：“军部居然认为中国文化是抵抗的根源。摧毁出版机构，就是摧毁思想传播的能力。”
刻律德拉愤怒但无力。她拍摄燃烧的书籍，拍摄在灰烬中哭泣的学者，拍摄这场针对文化的战争。
就在这时，空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一架老式的双翼飞机——看起来像是自制或改装的一一突然出现在空中。驾驶者是个西方人，飞机上涂着美国国旗。这架简陋的飞机竟然冲向一架日军九六式舰载战斗机。
“那是罗伯特·肖特！”有人认出来，“美国飞行员，住在上海！”
刻律德拉听说过这个人——罗伯特·肖特，美国冒险家，拥有一架改装的老式飞机。他多次公开批评日本侵华。
空战短暂而震撼。肖特的飞机性能远不如日军战机，但他凭借高超技术和无畏勇气，咬住了敌机尾巴。机枪开火，日军战机中弹冒烟，最终坠毁在郊外。
地面人群爆发出欢呼。肖特的飞机摇晃着降落在一片空地上，他本人安然无恙。
刻律德拉后来采访了他。肖特说：“我看到了商务印书馆被炸。那是犯罪。我不能用语言抗议，就用行动。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不论国籍。”
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世界。美国政府对肖特的行为不予置评（保持中立），但美国民间将他视为英雄。刻律德拉在报道中写道：
“在政府袖手旁观时，个人选择了正义。罗伯特·肖特击落的不只是一架飞机，更是‘中立’的借口。”
9月初，刻律德拉在前线附近看到了罕见的一幕。
一场激战后，双方暂时停火收殓尸体。日军阵地上，一位中年军官——刻律德拉从他的军衔看出是大佐——命令士兵将一具中国军官的遗体仔细整理，用干净的布包裹，然后派军使送到中方阵地。
中国士兵起初警惕，但日本军使示意没有敌意。他们递上一封信，用中文写着：“贵军郝梦龄将军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令人敬佩。现将将军遗体奉还，望妥善安葬。”
郝梦龄——第九军军长，刚刚在战斗中牺牲。刻律德拉后来知道，这位日本军官叫冢田攻，虽然身为侵略者，但保留了武士道中对英勇敌人的尊重。
中方接回了将军遗体，并回信致谢。刻律德拉记录了这个细节：“即使在罪恶的战争中，也还有个人保持荣誉感。冢田攻的做法无法洗刷侵略的罪行，但提醒我们：人性是复杂的。可惜这样的人在日本军队中是少数。”
9月中旬，刻律德拉听说了一个秘密诊所。
在华界与租界交界处的一条小巷里，有个日本老医生开设的诊所，偷偷为受伤的中国士兵治疗。刻律德拉通过地下渠道找到了这个地方。
诊所很简陋，但干净整洁。老医生叫山本康介，七十多岁，早年留学德国学医，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他的儿子娶了中国妻子，先行去了租界。
刻律德拉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在接受治疗。子弹贯穿了他的肩膀，山本医生仔细清创、缝合、包扎。
士兵虚弱地问：“您为什么帮我？您是日本人……”
山本医生继续手上的工作，没有抬头：
“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日本人，我应该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作为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不论患者是谁。”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
“我的儿子……可能已经死在战乱中。我不知道他是死在中国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但我知道，如果他受伤了，我希望有人能救他。就这样简单。”
士兵沉默，然后轻声说：“谢谢。”
刻律德拉没有打扰，悄悄离开。但她记下了这个地址，后来多次送来药品和绷带——有些是从租界医院“借”来的，有些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捐赠。
10月初，刻律德拉再次遇到了那位犹太老人。
战事第一天，她曾帮他捡起圣经。现在老人在租界的一个临时避难所里，每天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精神安慰。令人惊讶的是，他开始为中国阵亡士兵祈祷。
刻律德拉在难民区看到他时，老人正用希伯来语念诵悼文，面前放着几张中国士兵的照片——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您在为他们祈祷？”刻律德拉用德语问。
老人点头，眼神悲伤：“我失去了所有家人——在柏林，在维也纳。现在我看到中国人失去家人。痛苦是相同的，不论信仰和国籍。上帝的子民都在受苦。”
他翻开圣经，指着一行字：“‘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什么时候才会安慰呢？战争已经吞噬了两代人。”
刻律德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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