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南下 (第2/3页)
又热情的笑容，那是90年代最流行的模样；不远处的录像厅门口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音箱里反复播放着林依轮的《爱情鸟》，旋律轻快又洗脑，引得几个年轻工人停下脚步，跟着节奏轻轻哼唱，那歌声里，藏着他们对爱情的憧憬，也藏着对家乡的思念。我站在一旁听着，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想起了老家的田埂，想起了母亲做的饭菜，眼眶微微发热——我也想家，可我不能回去，没挣到钱，没实现诺言，回去也只能让父母失望。
“九零、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数着年份，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指节有些发酸。数到九五年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广东三年了，距离1990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南下潮，也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里，广东变了，变得越来越繁华，越来越热闹；我也变了，褪去了初来时的青涩与怯懦，多了几分沧桑与坚韧，可心底那份对家的牵挂，对未来的迷茫，却从未减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粗糙、布满老茧，还有几处浅浅的疤痕，这都是三年来，注塑机留下的印记，每一道疤痕，都藏着一段咬牙坚持的日子。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小子，变成了玩具厂注塑车间的熟练工。刚进厂的时候，我连注塑机都不会操作，常常被组长骂得狗血淋头：“你这后生怎么这么笨？教了你好几次都不会，再学不会就卷铺盖滚回老家！”每次被骂，我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心里又委屈又不甘，手指被机器磨出一个个血泡，疼得钻心，晚上躺在冰冷的铁皮房里，疼得睡不着觉，好几次都想收拾东西回家。
可每当这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父母苍老的面容，想起1992年出来时，乡亲们围在村口，羡慕又期待地说：“建军有出息，去广东挣大钱了！”想起自己当着父母的面，拍着胸脯许下的“要挣大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的诺言，心里的委屈就被压了下去，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放弃，再坚持一下，总会好起来的。慢慢地，我熟悉了操作流程，手艺越来越熟练，一个月工资也从刚进厂时的四百块涨到了六百块。只是，物价也跟着涨了，一碗米粉从一块钱涨到了一块五，一包廉价香烟从五毛钱涨到了八毛钱，房租也从每月五十块涨到了八十块，钱依然不够用。我每个月雷打不动寄四百块回家，剩下的两百块，要吃饭、买烟、交房租，还要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吃一个茶叶蛋，都要犹豫半天。
最大的变化是，我终于办下了暂住证。
想起1992年刚到广东时，暂住证更是难办，不仅手续繁琐，收费还高，很多打工人都办不起，只能躲着联防队，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不敢出门，生怕被查验。我身边就有老乡，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联防队带走，罚了钱，还被遣送回了老家，再想出来就难了。所以，办一张暂住证，一直是我的心愿，是我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寻求一份安稳的执念。那张粉红色的小卡片，花了我将近两百块钱，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要体检、照相、登记、盖章，我跑了好几趟派出所，排队、填表、等待，折腾了半个多月才办下来。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用塑封膜包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睡觉都不脱，就像守护着自己的命根子，因为我知道，这张小小的卡片，是我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合法立足的唯一凭证，是我不再躲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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