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撕碎的录取通知书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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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专业。在1991年，农学专业虽然不如师范、医学专业热门，却也是正经的中专专业，毕业之后能分到乡镇农技站，做一名农技员，虽然工资不高，却是“国家干部”，能吃上商品粮，这是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归宿。他考了两次，去年差八分，落榜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长江边坐到半夜，对着黑沉沉的江水发誓——明年一定考上。那时候，村里考上中专的人寥寥无几，考上了就是“状元”，能让全家都扬眉吐气。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军，你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还特意给他找了旧课本，让他好好复读。
他白天帮家里种田、插秧、打农药，干最苦最累的活，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煤油灯的光很暗，熏得眼睛发酸，蚊子咬得满腿是包，他就抹点肥皂水，硬熬了三百多个夜晚，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课本翻得卷了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今年分数够了，虽然只是中专，但好歹是跳出农门的跳板——户口能转成城镇，毕业包分配，吃商品粮，不用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被土地束缚。可那又怎样呢？
父亲去年在采石场被石头砸了脚，采石场是镇上为数不多的“非农活”，能挣点现钱，可危险得很，父亲为了多挣几块钱，拼命干活，结果被石头砸了脚，养了半年才好，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重活干不了，只能做些轻便的农活。母亲有老胃病，常年吃药，那时候的药虽然不贵，却也经不起常年吃，母亲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却舍不得去医院，只能靠一些偏方缓解，脸色蜡黄得像一张纸。大哥建国二十五了，对象说了三四个都没成，人家嫌他家穷，拿不出彩礼，这是大哥的心病，也是全家的心病。妹妹秀兰才十三岁，学习成绩比他还好，脑子也灵，老师说她以后肯定能考上大学，往后上高中、考大学，哪样不要钱？家里的日子，早就捉襟见肘，实在是再也挤不出钱来供他读书了。
“建军，”母亲的声音把他拉回来，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求，“你倒是说句话啊，你想不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哪怕去借，也得让你去！”
他走进堂屋，从父亲手里拿过那张通知书，仔细看了看。纸张比他想的好，挺括，带一股油墨味，那是当时印刷品特有的味道，不同于现在的油墨味，带着几分厚重。学校的红印章盖得端端正正，校长的签名是印上去的，龙飞凤舞，透着一股威严。这张纸，承载着他的梦想，承载着全家的希望，可现在，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把通知书翻过来，背面空白，没有任何字迹，就像他此刻迷茫的未来。
“我不去了。”他说，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心里的那点侥幸和不舍，在家人的困境面前，彻底碎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自私了，家里需要钱，大哥需要彩礼，母亲需要看病，妹妹需要读书，而他的学费，只会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堂屋里安静了两秒钟，安静得能听到灯泡“嗡嗡”的响声，能听到屋外青蛙的叫声，能听到每个人的心跳声。
“你说什么？”母亲的眼睛瞪圆了，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尽，声音里满是不敢置信，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再说一遍？建军，你是不是糊涂了？这可是你考了两年才考上的！”
“我说我不去了，”陈建军把通知书放在饭桌上，声音不大，每个字都说得清楚，眼神里没有丝毫犹豫，“我去打工。阿强在广东，说那边工厂招人，一个月能挣五六百。”阿强是村里的年轻人，去年就南下打工了，过年的时候回来过一次，穿着时髦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拿着便宜的BP机，给家里带了不少钱，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时候，南下打工是很多农村年轻人的选择，广东的特区遍地是工厂，遍地是机会，虽然辛苦，却能挣到比种地多得多的钱，成了很多人摆脱贫困的“捷径”。他心里盘算着，一个月挣五六百，寄回家里五百，就能缓解家里的困境，这比去念农校，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你疯了！”母亲的声音一下子尖了起来，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掉，“你考了两年才考上！通知书都拿到手了！你说不去了？这可是中专！是你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啊！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打工能有什么出息？受不完的苦，还不稳定！”在母亲眼里，考上中专就是“铁饭碗”，是一辈子的保障，比打工靠谱多了，她舍不得儿子去遭那个罪。
“五六百一个月？”大哥建国把镰刀放下，眼睛亮了一下，算了一笔账，语气里带着几分激动，又有几分愧疚，“那一年不是能挣五六千？顶家里种地好几年。有了这笔钱，妈能好好看病，秀兰能安心上学，我也能攒点彩礼钱，娶个媳妇，这不比你去念农校强？建军，是哥没用，拖累你了。”他常年种地，知道种地的辛苦，也知道家里的难处，在他看来，能挣到钱，解决家里的困境，才是最实在的，只是觉得，对不起弟弟的努力。
“坐办公室？”陈建军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嘴角动了动就没了，带着几分苦涩，“妈，农校毕业是分到乡镇农技站，还是要回农村，还是要和土地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再说，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块，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帮家里解决难处？”他不是不想念，是不能念，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前程，让母亲继续受苦，让大哥娶不上媳妇，让妹妹辍学。他心里的梦想，在家人的生计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那好歹是国家干部！是铁饭碗！”母亲哭着说，声音里满是哀求，“打工能打一辈子吗？老了怎么办？有个病有个灾的，谁管你？妈求你了，再想想，好不好？”
“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块，”陈建军说，语气很平静，却字字戳心，“我去广东打工，一个月寄五百回来，够妈看病吃药，够秀兰上学，够大哥攒钱娶媳妇。等家里条件好了，秀兰能考上大学，大哥能娶上媳妇，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够了。”他看着母亲哭得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可他不能心软，一旦心软，这个家就真的没指望了。
妹妹秀兰的笔停了，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她哽咽着说：“哥，我不读书了，我也去打工，帮你一起挣钱，你去念农校好不好？”她知道哥哥是为了家里，是为了她，可她还是舍不得哥哥放弃自己的前程，宁愿自己辍学，也要让哥哥去实现梦想。
“不许胡说！”陈建军打断她，语气严厉，眼里却满是温柔，“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才是对哥最好的回报，知道吗？”
父亲始终没有说话，只是把那支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搓碎了，撒了一地的烟丝，烟丝落在地上，和灰尘混在一起，就像他此刻凌乱的心情。他看着儿子，眼里满是愧疚和无奈，嘴唇动了动，想说“爸对不起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对不起儿子，没能给儿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儿子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去打工受苦，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家里的担子，太重了。
陈建军拿起那张通知书，又看了一遍。上面的每一个字他都认得，连起来就是一条他这辈子可能再也走不上的路，一条能让他摆脱农村、实现梦想的路。他想起去年落榜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江边坐到半夜，对着黑沉沉的江水发誓——明年一定考上；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苦熬的夜晚，蚊子、困倦、眼睛酸痛到流泪，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只为了这张通知书；想起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军，你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想起村民们对他的期待，想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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