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樟木头，1990年代的异乡与故乡 (第2/3页)
，骗子也应运而生。交五十块“报名费”，被带到一扇铁门前，骗子一句“我进去问问”，便从此消失，只留被骗者在原地等到天黑，才明白自己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找不到工作的夜晚，蚊虫叮咬不算什么，最怕的还是深夜查证，听见脚步声，就得立刻卷起席子，抱着行李往楼顶跑，躲在水箱后面屏住呼吸，直到危险远去。那些漂泊的日夜，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每一次等待都充满未知。
工厂：生存的牢笼与无奈的挣扎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也不过是另一种煎熬的开始。1991年，湖南年轻人刘羽和阿村在石井村的鞋材厂找到活计，八人一间的宿舍，有卫生间和阳台，在当时已算不错的条件。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刘羽拿着327块钱满心满足，阿村却盯着仓库里的树脂嘀咕：“我们一个月工资，还不如两桶胶。”
两个月后，阿村拉走五吨树脂低价卖掉，带着四万多块钱跑路，刘羽因生病请假侥幸脱罪。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很久，不是因为钱的数额惊人，而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座城市，努力未必能改变贫穷，流水线的日复一日，换不来老板新车的一个轮子，底层打工人的挣扎，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也有人在工厂里寻得片刻温情。1994年，一个湖北女孩来樟木头的工厂做财务，樟洋的雨天多，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彩虹。她和女工友们下夜班后，最期待的就是去厂门口吃一碗三块钱的炒粉，那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可温情总是短暂，有一天，一个湖北老乡突然咳血，她们扶着他往楼下跑，走到一半，老乡突然倒地，脸蹭出血来，旁边的人哭得撕心裂肺，而这个故事，最终没有下文——那个年代的打工人，像流水线上的零件，坏了就换一个，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更没人记得他们的故事。
收容所：不愿抵达的终点
如果说工厂是打工人的“临时安置点”，那收容所就是他们最不愿抵达的“终点站”。没有暂住证的人，被抓后先关在东莞市区收容所，有熟人担保交70块就能走人，没人担保，就往樟木头送，再没人保，就得交700多块，还交不起，就被送往惠州农场。
1997年，年轻人小果就被送到了那里。三十个人挤在大通铺，每天早上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完不成任务要挨打，干活没鞋穿，寒冬腊月光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脚底麻木得失去知觉。更折磨人的是空闲时的禁锢，盘腿坐不准动，动一下就会遭到仓霸的殴打，新来的还要经历“拜仓”仪式，脱光衣服挨揍，小果说，当时差点没缓过气来。
三个月后，小果被送到广州火车站，每人发50块钱“自生自灭”。他没有回老家，因为老家同样贫穷，只能换一个镇，再找一份工，再办一张暂住证，贴身揣着，“睡觉都不脱衣服”。那张小小的卡片，成了他在异乡唯一的安全感。
走马人的迁徙：把异乡活成故乡
在樟木头的打工潮里，四川走马人是一个鲜活的样本。走马镇人多地少，早有外出讨生活的传统，80年代末期，最早有人来广东种果树，后来发现进厂打工来钱更快，便写信叫来了亲戚，一个带一个，一个传一个，走马人渐渐在樟洋扎下了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