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立心论 (第2/3页)
第三批直接印了两千本，分发到各州府的书铺代售。
一个月之内，《立心论》从汴京卖到了洛阳，从洛阳卖到了江宁，连蜀中老家的书商都写信来要货。
东方颖叔高兴的胡子都快揪秃了，“我孙儿果然……”忍住了，有些话差点说出来，大日入怀，天生圣人，十五岁，立言，想办法把德给我孙儿立起来，最后再立功，那我孙儿不就立地成圣了，东方家要出圣人。
然后派人宣传，东方曜的孝顺事迹，各种事迹，什么卧冰求鲤，不值一提，反正孝子，大孝子。
老头子在绞尽脑汁给所以编小段子。
汴梁这边，书供不应求。
一时间，汴梁纸贵。
这本《立心论》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大宋文坛这潭水里，激起的波澜远比杏坛讲学那次更大、更持久。
旧党这边反应最快，也最激烈。
程颐自杏坛之后一直在闭门著书，本意是不愿再跟一个后生晚辈正面交锋，但《立心论》一出来，他坐不住了。
他的弟子谢良佐把书买回来呈上，程颐读到“心即理”那一章时眉头紧锁，读到“良知不分贵贱，人人皆可为圣贤”时，霍然起身，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好几趟。
这句话直接动了理学的根基——理学讲天理在外、圣贤在上，就是要靠读书明理、靠师长传道才能接近天理。
心学倒好，说人人心里都有良知，那还读什么经？还要什么师承？还要什么圣贤？这不是启蒙，这是造反。
程颐当夜把几个得力弟子叫到书房，指着《立心论》说：“此书看似论学，实则论政。心即理，外无天理，则祖宗法度便失了天理依据；知行合一，则以实务衡量学问，空谈义理者便无处立足；致良知，则人人自以为心有标尺，贤愚不分，贵贱无别。此三论，条条直指朝堂，直指旧党。”
谢良佐问要不要写文章驳斥，程颐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本书最难对付的地方就在这里，东方曜用的全是儒家的话，引的全是孔孟的典，要驳《立心论》，就得用儒家本义去驳，但儒家本义里到处都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民为贵”这样的话，你越驳越像是在帮他证明。
他叹了口气，说：“不必了。此书已传开，驳是驳不回去了。与其在笔墨上纠缠，不如在经义上讲深讲透，让学生们知道，理学才是正道。”
朱光庭的反应比师父暴躁得多。他在洛党聚会上把《立心论》往桌上一摔，当着一群同门的面说：“这书是直接对着经筵来的。官家年幼，若有人将此书中‘良知不分贵贱’‘不以资历定贤愚’之论呈入宫中，陛下会怎么想？陛下一旦信了这套，我等在经筵上讲的圣贤大道，在陛下眼里就成了空谈义理！”
贾易接过话头，冷冷地说：“东方曜此人，不是寻常书生。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准——先在杏坛立言，再出书立道，接下来就该结交朝臣、培植党羽了。他的目标根本就是变法。”
吕大临比较冷静，把书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对同门说：“老实讲，此书在学理上自成体系，不是胡言乱语。要驳，得有真功夫，乱骂只会把中间派推到那边去。”
旧党在京高层读了《立心论》，反应各有不同，但大多选择了沉默。
尚书左丞吕公著在政事堂值房里把书看完，对属官说了一句：“程正叔麻烦了。”属官问要不要上奏禁书，吕公著摇头，“禁不了。书里没有一个字犯禁，禁了反而帮他扬名。不如冷处理。”
但他私下里让人抄了三份，分别送到了司马光府上、苏辙府上，以及宫中垂帘的那位太皇太后案头。
新党在《立心论》上读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
枢密院那边，新党留守的几个中层官员传阅完《立心论》，反应更直接。一个姓韩的郎中把书往袖子里一塞，对同僚说：“此书当做新党子弟必读。章相公、蔡相公虽然远贬在外，但他们迟早要回来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扛的就是这面旗。”
消息沿着驿道传到岭南。
章惇在贬所接到《立心论》刻本的时候，是个闷热的午后。
他翻了几页，翻到“知行合一”章，手猛地顿住了。旁边的人看他脸色变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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