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卫道士攻讦 (第1/3页)
裴文君、卢静姝、慧明等女官在地方上的政绩，如同几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并未能平息早已汹涌的暗流，反而在某种层面上，刺激了那些坚守“男女有别，内外有分”千年道统的卫道士们更为激烈、更为深层的反弹。对“女子为官”的攻讦，从未停歇，在永昌五年末至六年初，随着武则天进一步提拔女官、甚至流露出扩大女科规模意愿的传闻散播，这种攻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从朝堂蔓延至士林、民间，呈现出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甚至带有悲壮色彩的抵抗。
朝堂之上，公开的、激烈的反对声音因之前的清洗而有所收敛，但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更隐晦、更“义正辞严”的方式。这一次，冲锋在前的，不再仅仅是出于私利或政治站队的官员，更多是那些真正信奉儒家礼教、视“纲常伦理”为天地至理、毕生信念所系的“清流”、“正臣”。他们攻击的，不再是具体的政绩得失（事实上，裴文君等人的政绩让他们难以从实务层面直接否定），而是根本的原则和“天道”。
一位以刚直敢谏、学问精深著称的老臣，太子少傅、兼弘文馆大学士孔颖，在多次私下劝谏无果后，于一次常朝之上，当众出列，手捧玉笏，以头抢地，声泪俱下：
“陛下！老臣今日拼却这身枯骨，冒死进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此非臣之私见，乃《尚书》之明训，圣人之微言大义也！今陛下开女科，用女官，使妇人执印绶，理州县，决刑狱，此乃颠倒阴阳，淆乱乾坤之举！长此以往，必使阴盛阳衰，内闱干政，祸乱朝纲，礼崩乐坏啊陛下！”
他须发皆白，身躯因激动而剧烈颤抖，嘶哑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带着一种殉道者般的悲怆：“女子者，阴也，主内。其德在柔顺，在贞静，在相夫教子。今使之抛头露面，与男子同列朝堂，争竞于名利之场，此非但其身不祥，更将败坏天下女子心性，使皆慕权势而轻妇德，竞浮华而忘本分！家门不宁，何谈国治？人伦失序，天下焉安？”
孔颖并非孤例。紧接着，又有几位素有清望的御史、谏官出列附和，他们引经据典，从《礼记》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到《周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再到历代“妇寺干政，国祚倾颓”的史实例证（如吕后、贾后等），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理论攻势。他们承认裴文君等人或许“小有才干”，但旋即话锋一转：“然妇人小慧，岂可托以国事？纵有一二侥幸有成，亦如昙花一现，终非正道。且以此微末之功，坏千载之纲常，孰轻孰重？陛下为天下主，当为万世法，岂可因一时之奇，开万世之弊？”
他们的攻击，不再局限于具体个人，而是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国本”的高度。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阴阳失序”、“天道示警”联系起来。恰在此时，多地奏报“灾异”：河南有“雌鸡晨鸣”，关中有“冬雷震震”，山东有“地生白毛”……这些在平常年份或许会被忽略的自然现象，此刻都被反对派精心收集、渲染，作为“阴盛阳衰”、“妇人干政，上天降罚”的铁证，在奏章中连篇累牍地呈现。
更有甚者，开始从道德层面进行污名化攻击。流言蜚语在暗处滋生、传播：崔清韵在吏部，凭借姿色媚上，与某上官有染，方能立足；苏琬随侍帝侧，记录起居，恐有窥探禁中、泄露机要之嫌；裴文君在盐城，表面清廉，实则与盐商勾结，中饱私囊；卢静姝一女子抛头露面审理案件，与男子对簿公堂，有伤风化；慧明一介还俗尼姑，混迹于军民之间，行止不端……这些流言大多荒诞不经，查无实据，但却如同毒雾，无形中损害着女官们的声誉，也试图从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将她们打入“不守妇道”、“狐媚惑人”的深渊。
在士林之中，反对的声浪同样汹涌。洛阳、长安的各大书院、文会，成了抨击“女官乱政”的主要阵地。许多自诩为“孔孟门徒”、“道统守护者”的士子、文人，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之前的酷吏政治、清洗异己等行为联系起来，塑造出一种“女主临朝，任用私人（包括女官、酷吏、外戚），破坏法度，颠覆伦常”的恐怖叙事。私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