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6章 律师初登场 (第2/3页)
寻常读书人，亦难通晓。诉讼之时，面对胥吏诘问、对方巧言，往往有理说不清。若有通晓律法、专司助人诉讼辩理之士，则可补此缺憾，使双方能在相对对等的地位上，依据律法和事实进行争讼，官府亦可兼听则明，做出更公允的判决。此非但有助于个案公正，更能使律法落到实处，而非一纸空文。”
狄仁杰捻须沉吟，他比年轻人更清楚其中的巨大阻力和潜在风险：“此事……牵涉甚广，争议必大。自古‘息讼’、‘无讼’为上，‘唆讼’、‘兴讼’为下。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官府向来提倡和睦，厌恶争讼。民间亦有‘饿死不作贼，气死不告状’之谚。专司助讼之人，向被鄙为‘讼棍’、‘刁笔’，被视为挑拨是非、唯利是图、扰乱公堂之徒。朝廷虽有‘明法科’，但那是为选拔刑狱之官，岂有为民间‘讼师’张目之理？”
“狄公所虑极是。”徐有功点头，他在大理寺见多了各类诉讼，深知其中三昧，“民间确有宋璟这般熟谙律法、能助人申冤者，但更多是搬弄是非、欺瞒官府、榨取事主钱财的恶徒。若公然允许、甚至规范此业，岂非开讼争之门，长刁顽之风？届时鼠牙雀角之争，亦要对簿公堂，官府何以堪？更恐有不肖之徒，专以教唆词讼、包揽官司为业，挟制官府，祸害地方。”
保守派的学者们闻此风声，更是群情激愤。一位老儒痛心疾首：“圣人之道，在明伦常，息争讼。乡有乡约，族有族规，邻里纠纷，自有耆老调解。动辄对簿公堂，已是教化不行。今若更设专助诉讼之人，是鼓励相告，败坏淳厚民风！此辈但知律法条文，不晓仁义忠信，必将以口舌之利，颠倒是非，使父子相残，兄弟反目，邻里成仇！其害甚于洪水猛兽！”
另一人则从统治角度驳斥：“此辈‘讼棍’，历来是官府严防对象。彼等熟知律例漏洞、衙门关节，往往勾结胥吏，欺上瞒下，甚至架空官府。若赋予其名分，使其职业化，则如虎添翼，恐成地方一霸，与官府分庭抗礼！万万不可！”
面对潮水般的反对声，李瑾、狄仁杰、刘晏等人并未退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触及了传统社会治理的核心矛盾：是追求表面的“无讼”和谐，还是追求基于规则和程序的实质公正？
文学馆内，辩论再起。这一次，刘晏准备得更为充分，他不仅引用了宋璟的案例，还搜集了其他地方类似的情况：“诸公皆言‘讼棍’之害，晏亦不否认其存在。然‘讼棍’何以有市场？正因百姓不懂法，不知如何依法维权，官府又往往无暇或不愿深究细查，使法律保护成为空谈。‘讼棍’趁虚而入，利用的正是这‘不懂’与‘不公’。若因噎废食，因惧怕‘讼棍’而禁止一切民间法律协助，则等于将无助的百姓完全推向‘讼棍’或忍气吞声。此非止讼，乃纵容强梁，压抑良善也！”
他提高声调：“我等修新律，欲使‘法平等’，欲‘明程序’，然若百姓无法接近、利用法律，则一切平等、程序，皆成画饼！故晏以为，与其让‘讼棍’在暗处操纵，不如将其纳入规范，去恶存良。可设‘讼师’之业，制定章程，对其加以管理、约束、引导。”
“如何管理？如何约束？”裴谈问道，他作为刑部官员，更关心可操作性。
“首先，设立门槛。”刘晏早有腹稿，“欲为讼师者，须通晓律令，通过官府（如刑部或州府法曹）的考核，取得‘讼师凭照’，方可执业。无照者，不得为人代写状纸、出庭辩护，违者重惩。其次，规范行为。讼师须遵守职业道德，如不得教唆虚构词讼，不得与官府胥吏勾结，不得向事主漫天要价，收费需明码标价、立有字据。其代写的诉状、在公堂的辩词，皆需署名，如有不实或故意曲解律法，需承担责任。再次，明确权利义务。讼师有权依法查阅案卷（非机密），有权在公堂上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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