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7章 地方阳奉阴违 (第2/3页)
然爆发的“小规模乡民阻挠”。负责具体工作的书吏、弓手们，则常常收到士绅们“热情”的款待和“微薄”的“车马辛苦费”，丈量的尺子，自然也就“灵活”了许多。结果报上去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表面文章却做得漂亮，每次朝廷催问，回复总是“正在积极推进，然困难重重，恳请宽限时日”。
在河南道汴州，刺史郑元昌（荥阳郑氏子弟）的手段则更为“高明”。他不仅不阻挠清丈，反而表现得异常积极。他抽调精干胥吏，成立“清丈推勘所”，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政。然而，在具体的“摊丁入亩”折算方案上，他却大做文章。朝廷的指导方案是“将一州丁银总额，按在册田亩总数（清丈后）平均分摊”。郑元昌则上奏，声称本地情况特殊，提出一套复杂的“折亩”方案：将上等水田一亩折合一点二亩标准亩，中等田一亩折一亩，下等旱田、山地两亩甚至三亩折一亩。同时，又将各种“损耗”、“加派”名目巧妙地折算进去。表面上看，每亩田负担的“摊丁银”似乎不高，甚至略有降低，但经过他这套复杂的折算，拥有大量上等水田的士绅豪强，实际税负增加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减少；而田亩零散、质量较差的自耕农和小地主，税负反而可能加重。这套方案被他包装成“体恤民情，因地制宜”的“良法”，在州内推行，并试图作为“成功经验”上报。其目的，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进行扭曲，使其名存实亡，甚至适得其反。
在河北道幽州，靠近边镇，民风彪悍，地方势力与军镇关系盘根错节。这里的对抗更加直白而强硬。朝廷派出的清丈御史，在进入某些世家大族控制的庄园时，竟被武装家丁拦在门外。庄头客气而强硬地表示：“此乃军功勋田，家主在边关为国效力，田契、勋券俱全，不劳御史大人费心丈量。若强行闯入，惊扰了府中内眷，或是引发边军将士不满，恐生变故。” 言语中的威胁之意，昭然若揭。御史手中虽有圣旨，但面对森严的坞堡和隐约可见的弓弩，以及“边军不稳”这个大帽子，往往也只能无功而返，上书朝廷诉苦，称“地方豪强恃功而骄，借边事阻挠丈量，请朝廷定夺”。而朝廷的“定夺”，往往在兵部、户部、地方节度使之间的公文往来中拖延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更普遍、也更难对付的，是基层胥吏的消极执行和花样百出的“技术性”阻挠。 这些“贱吏”虽然地位低下，却是帝国政令落到实处的最终执行者。他们世代扎根地方，熟悉一切漏洞，与地方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其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朝廷的“新法”触动了豪强的利益，也就等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贿赂减少，甚至自身家族田产也可能受影响）。于是，各种“软钉子”出现了：
丈量用的“步车”突然“损坏”，需要“送回工部维修”，一等就是数月；记录田亩数据的“鱼鳞图册”在誊抄时“不慎被水渍污损”，关键数据模糊不清；负责引导指界的乡间“耆老”、“里正”，总是“年老昏聩”，指认边界时含糊其辞，甚至故意指错；遇到土地纠纷，胥吏们“秉公处理”的结果，总是偏向于地方有势力的一方；对于普通自耕农，则可能故意夸大其田亩数以增加税基，或压低其田亩等级以讨好有权势的邻田地主……
朝廷派往各地的“清丈使”、“劝农使”，往往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 他们人生地不熟，缺乏可靠的下属和地方支持，胥吏们表面恭敬，背后敷衍。地方官员则态度暧昧，或推诿责任，或暗中掣肘。豪强士绅们或贿赂，或威胁，或利用宗族势力施加压力。这些中央特使常常疲于奔命，收效甚微，还动辄得咎，被地方官反告“操切扰民”、“举措失当”。一些意志不坚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